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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上任校长杨卫对于大学发展曾谈过一些精辟的看法。他说：“以美国大学为例，它们是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数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然后，他作了精辟的分析：
『一所学校的教师还没有形成很好的研究习惯时，学校从管理上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并且是在国际同行认同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驱动力，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论文发表得多就意味着教师花在做研究上的时间更多。因此三流大学要提升，就得要求师生多发表论文。
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再发展，这位教师能几年磨一剑，做一些引导、引领这个学科发展，更带有原创性的工作，带领学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国际一流学者了。所以，一流大学不要求教师发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们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只是给更宽松的环境做研究，由教师在好奇心驱动下自由发展。在国际上前几名的顶尖大学，所有的教授都是该学科同年龄段里最优秀的。因此，这些学校要求其教师除了保持自己作为这行顶尖的学者外，还要花时间在学生身上，让这些最好的学生受到教育和启迪。因此，每所学校发展阶段不一样、水平不一样，对发表论文所强调的内容也就不一样了。』
我很认同杨卫的话。杨卫是开国以来第一个当了大学校长的常春藤毕业生。
按照杨卫的标准，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刚刚进入世界的三流水准。十年前，中国大学是没有资格谈SCI的。现在，前五名的学校，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南大在SCI的数量上，现在已经能在亚洲占一席之地，拿到美国比比，也不见得丢人。中国有人海优势，再往后，这个成绩会更好。但这种比法再往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人家二流学校，不跟咱比这个。要用人家二流学校的比法，我们的清华、北大、浙大，又回到起点上：重新洗牌，咱们的成果几乎是零。
我今天要谈的是我们的清华、北大、浙大还要做多久的三流大学？我们怎么才能进入一流大学，顶级大学是人人没有把握，只能当作一个崇高的目标。
我个人幸运的在美国顶级大学待过，我的助理教授中的三年就是在芝加哥大学待的，然后到宾大的沃顿商学院当副教授。1980年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与经济系，应该是顶级，甚至是第一。在1990年，芝加哥统计过，90% 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所有知名商学院的会计学与金融学的当家学者（是讲座教授，但通常不是系主任），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这几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与商学，一流没有问题，顶级可能就不是公论了。
现在顶级的位置，应该是哈佛与沃顿。1983年的沃顿应该只能算一流，哈佛商学院连一流都谈不上，甚至是被认为是一群二流学者拿着哈佛的老牌子在招摇撞骗。我的母校罗彻斯特大学在我念书的时候（1974），应该是一流大学在做顶级大学的梦，现在是一流大学在往下降。我现在担任讲座教授的杜兰大学应该是一流的尾巴，杜兰从来没有做过顶级的梦，想都不敢想，连一流都岌岌可危。表上都是美国的大学，二战后，老美在各方面称霸了六十年，学术也不例外，不能不用老美来做度量衡（calibrator）。英国的三家，是十八世纪大英帝国的回光返照。
从我的分析来看，大家可以知道，二流与三流可以按学校来分，一流多少能按学校分，顶级的大学与顶级的专业就不一定在同一个学校了。顶级大学的排名是相当稳定的，基本上取决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环境。顶级专业的排名是相当不稳定的，走掉一个大师，或大师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顶级的位置就保不住了。
以大学来分，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应该是三流，但在清华与北大，有些专业领域已经有点二流甚至一流的味道，浙大是扎扎实实的三流。，别难过，印度也一样。甚至日本也好不到哪里去。日本自从百年前，有些大学冲进三流后，绝大部分的大学还是不入流。日本是靠武力与团结力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
席之地，在学术与思想上面是没有太多的建树的。
这几年，北大与清华的国际化与超前意识，比绝大部分的日本大学要来得强猛。我曾在香港科大做会计系的创系系主任，在离开科大那年，按顶级学术成果排名，做到了世界第一，但是多少是玩了花招，1999年的香港科大会计系应该是扎扎实实的二流顶端，应该是美国之外的第一名。香港科大的这个第一也是岌岌可危，香港科大来势汹汹。在会计学与金融学的领域里，全是老美天下，老欧只有亦步亦趋的份。由于拥有大海龟与牛外教，在会计与金融领域，香港的三大（港大、中大、科大）基本上比欧洲大学好，而且独步亚洲。
什么是二流大学？
杨卫为二流大学做了相当好但不完美的定义：
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它不完美的地方，在“一年能发一两篇”这句话上。我认为到了二流学校，基本上，已经不用简单的数字管理，在任何一个领域的最好杂志一年能发一二篇，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别说二流大学的教师了。我下面会详细分析。我先分析一下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的不同。
三流大学，应该是像美国的California State，Kansas State，台湾成功大学、台湾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韩国首尔大学、中国大陆的北大、清华、浙大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有一个共同特性，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是外行官员管内行学术专家，就是咱们所说的“红管专、外行管内行”。这些外行官员都要找一些“客观标准”来做管理依据，就自然的数字挂帅了。在美国这些大学都是资源较少的州立大学，这些大学，有些就被定位为教学型大学，像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ies。有些是小州的州立大学，像Kansas State。这些大学，校长底气不足，难以抗拒州政府与议员的干涉。天下英才有限，到了这些学校，能分到的人才，就微不足道了，数字管理，简单明了，成本低廉。在亚洲，官本位下，校长发挥空间有限，许多是新兴国家，资源也有限，发展学术的第一步，就是先让教师们有拿到学位后继续念书的习惯。
用SCI 数目来管教授，就如同用考试来管学生，没有太多的实质教育与学术效果，但总比不管好。到了不入流的大学，基本上就是随意管了。台湾的有些私立大学，大陆的大部分大学就是这一类。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排名，是在美国争议最少的了。排名免不了主观判断，这个表只是例子，不是科学。表中的顶级与一流大学几乎清一色是美国学校，是因为美国有最好的制度设计，几乎把全世界的学术精英完全吸收过去。我在一流大学里，列了法国的Ecole Polytechnique，其实只是“公平”的考虑。法国的Ecole有点像中国的清华与北大，学生是最好的，不输给任何的一流大学，设备还不错，但是师资与学术环境就比美国的一流大学差多了。
亚洲的三家二流大学，香港的科大与中大，日本的筑波都有很大的美国影响。读者可以指责我有偏见。我走遍世界，在欧、亚、北美、南美各国中的顶尖大学都有些朋友，参观大学、分析学术环境是我的嗜好，本文只能说是我的看法，不能说是我的科学论断。学术是尽可能地寻找客观的数据，但是学术结论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
表一：依照作者判断的大学流别示例（节选）
注：本表基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排名，再依作者的了解加以调整。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排名偏重本科教育的角度。本表的微调多考虑了一些研究成果的因素。表上顶级与一流大学，作者大多亲身访问过，每一家学校都有相识，在其中一半学校作者做过学术报告。台湾的台大，大陆的北大、清华、与浙大，被分到三流，是让人非常气愤与不服的。台大、北大、清华、浙大的学生素质绝对的超过我任教的杜兰大学。台大、北大、清华、浙大的老师的“脑素质”也不逊于杜兰大学的老师。为什么杜兰可以在一流大学中吊个尾巴，而我们的北大、清华被列入三流呢？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杜兰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北大、清华、浙大是中国的国立大学。环境与体制，决定了学术机器的生产效率，原料的品质（老师、学生的天生素质）当然也会影响成品的质量（学术成果），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在顶级大学，谈文章的篇数，是粗俗的行为，被大家取笑、不齿。在那种学校，著作等身、大气蓬勃是理所当然，有什么好吹的？在一流大学，学者是梦寐以求『这辈子』能有『一、两篇』传世之作。但是这个梦是深藏心底，不能说的，说出来就下流了。在二流大学，是公开的说：“想当教授，就得有一、两个全垒打”。意思就是，想当教授，非得在顶尖杂志，发表一、两篇论文不可。如果像杨卫说的，每年要发一、两篇，就成了『牛饮』，只有三流学校的牛才这么公开的鬼叫。二流学校公开招聘讲座教授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品质，不是数量。可是在内部提升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数量，不是品质。人家已经都做牛做马这么多年了，没有功劳有苦劳，咱二流大学资源有限，那能养得起这么多神仙？只要你还努力听话，时间到了，苦够了，也就当上了教授了。
看一个学校的教师管理机制，就能看出这家学校的定位。在顶级大学，教授几乎人人有个讲座（endowed chair），这些老爷都是千辛万苦从对手那里挖过来的。助理教授几乎没有一个能升上去，极少数能升上去的，老早就有对手在挖墙脚，又得千辛万苦的挽留，年纪轻轻，就得给他个讲座教授。校长的任务不是『管』这些人，而是哄着他们，陪着笑脸，防着他们与别人谈恋爱。校长更重要的任务，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知道各专业领域的动向，聘请到领导未来20年学术方向的大师。校长对大师那敢说个『管』字，磕头都还来不及呢！那怎么『管』这些老爷呢？出个假货怎么办？别担心，这些人好管极了。只要你的学校有足够的大师，顶级大学当然是大师如云，他们互相把对方管得贼紧。老子好不容易混到这个江湖名声，才能如此吃香喝辣，我们中间如果出了一个假货，别人对我们的本事产生怀疑，我的数十年修行，岂不被糟蹋了？在顶级大学里，每周定期的研讨会就是擂台，那些大师们，在擂台上杀得你死我活。
当然，如果一个顶级大学，请了个无能校长，一口气找了一群假大师，这个大学就马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这个顶级大学就垮了。这就是为什么，顶级大学都在美国，又都是私立大学。因为只有美国的顶级私立大学才能发展出一个极精细的大师互相监管的『教授治校』的机制。美国的普林斯顿、哈佛、耶鲁用了三百年的时间，用世界最优渥的资源，运用市场机能，慢慢把美国的学术巨厦的上梁弄正了弄直了，美国的一流大学像伯克莱、康奈尔才能放心的让教授来管自己，管学校，甚至管校长。美国的三流大学基本上是官本位，跟咱中国一模一样。李远哲这个学化学的书呆子，居然在台湾倡导『教授治校』，把台湾的大学变成政治角力场，乌烟瘴气！三流公立大学如果教授治校，全校教授一定『挖社会主义墙角』。没有大师级的学术地位，就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教授跟装配工都是人，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就可以不要脸，一旦没有人管，就一定不要脸。三流大学用SCI 数量管教授，就是防止教授不要脸，在我们管理学，这叫做防止『道德危险』（Moral Hazard）。
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所耗用的资源是惊人的，在外人看来是极度的浪费与没有效率的。师资是名校的命脉，这个『浪费』与『低效』，在师资的培育上面最为显著。我用杜兰大学商学院做例子。杜兰商学院在过去十年，起码进了50个刚拿博士的年轻教师，每位教师的年薪，用2006的价码，是15万到20万美元，每个年轻教师可以待六年，不升就走人。这十年的投资保守的估计是15万乘6乘50，总共四千五百万美元。只有四位升上副教授。其他的都为二、三流大学做贡献了。我们的教授，基本上都是从外边挖角进来的，也就是说，顶级大学与其他的一流大学，用了更多的价钱为杜兰做了贡献。以顶级与一流大学合起来的五十家学校做群体单位，百分之九十的师资培育投资是为了二流大学做了贡献了。绝大部分的三流大学玩不起这个游戏，也就根本不玩了。从一流大学流落到三流大学的人，基本上都放弃了『研究』，反而，一直在三流圈子的学者，有些会兴味怡然地玩着三流大学的数字游戏。
有人会说，这些百分之九十的年轻教授，会为顶级与一流大学发表大量的文章，所以值这么多钱。哈！你就错了。杜兰的这50个人，在十年内，发表了大约50篇文章，其中三分之一是那升等的那四个人发的。其他46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具体成果。用浙大、清华的数字管理概念来看，起码四千万美元是打了水漂了。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博士毕业生，这一辈子，不会在顶尖杂志发表文章。顶尖杂志的百分之九十的文章，是百分之一的学者写的。在杜兰商学院，学术成果主要是五个讲座教授（师资队伍的5%）做的。那么，我们不干脆就让这五个学者专做学问，何必花这么多钱，让这么多人陪着玩？这就是学术环境的成本，没有这么多人日以继夜的干，就没有一流的研究环境；没有九死一生，就没有英雄好汉。后面我会分析，什么叫一流的研究环境。
话说回来，中国可能穷些，中国的市场机制可能差些，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可能落后些。但是浙大、清华的许多教授的天生素质可一点也不比什么普林斯顿的那些书呆子差。凭什么人家可以教授治校，被校长哄着、伺候着，而我们清华、北大的念书人就得拍校长马屁、看书记脸色？我们也要教授治校，我们也要大师如云。好！有志气！那么，我们得先从三流大学转变成二流大学。下面我就分析如何把北大、浙大、清华转化成二流大学。
怎样才能办成二流大学？
我前面说过，顶级、一流、二流大学基本上没有本质的不同，差别在由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的关系。 他们优秀的程度不同，他们的办校宗旨、监管体制、评核方式基本是一样的。这些学校实质上是教授当家。
二流以上的大学是一群学者的合伙组织（partnership）。而三流大学比较像工厂，教授只是拿薪水的『笔耕者』及『口力工人』。二流大学已经到了民主体制，而三流大学是农业社会的君主专制。 从三流到二流要比从二流到一流难得多。从二流到一流，甚至从一流到顶级，只要有资源肯拼命，就有可能做到。而从三流到二流是本质的改变、是思想的改变、是文化的改变、是价值观的改变。用经济发展来作比喻。从二流大学到一流大学就如同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亚洲四小龙想赶上英国与意大利。
香港与新加坡用了三十年，到了上世纪末已经做到了。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就如同满清的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共和国的工业社会，打打杀杀一百五十年，到了1990年才算结束，经过了非常痛苦、血腥、漫长的转型过程。这转型的痛苦是由于价值观的改变与社会结构性的改变，影响了现有在位人的利益，让他们的人力资本，一夜间荡然无存。
从二流到一流大学，是按同一个制度体系力争上游，而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是否定了现有的制度体系。由于新的制度体系否定了现有的制度体系，反抗、破坏、挣扎就大得多。在三流大学的体系里，文章数、学生数、头衔、行政职位是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也是物质报酬分配的依据。在全是三流大学的官本位国度里，没有也不需要开放性的学术市场。在三流大学的体制下，要累积文凭、学生、头衔、职位这些人力资源可不容易。
首先做学生的时候就得选一个大牌做导师，当徒弟的，沏茶倒水、上街跑腿，样样周到。毕业后弄头衔、抢职位，又得卑躬屈膝、心狠手辣，一样不少。带着一批弟子打天下，要远交近攻，合纵连横，交了不少朋友，结了不少世仇。在数字挂帅的体制里，比的不是真知灼见，而是组织能力，政治手腕。一旦改变学术体制，原来的学术领袖，就像满清遗老，痛哭流涕、顿失依靠。反抗的意念，怎么会没有呢？在三流大学体系里，博导可以任命，文章数可以计算，虽然不理想，但可执行性高，虽然大家做点没用的研究混饭吃，倒也有些次序，每个大学各混各的，相安无事。
到了二流大学体系里，大师不是校长任命就行了，得有真知卓学，没有一个市场机能做信息处理与汇总的工具，谁又知道那个是真大师，那个是假大师？如果假大师的人数，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劣币驱逐良币，结果比三流大学体系还糟糕。三流大学的博导是绵羊，校长吼一吼，就乖乖低头吃草。二流大学的假大师，是披着珍贵貂皮的野狼，可以把校长都吃了。
哈佛教授参议会才刚赶走一位做过财政部长、要改革哈佛教授懒散教学态度的年轻校长。谁对谁错，我说不清楚，人家哈佛有足够的真大师坐镇，如果那些假大师搞得过分，校长是冤枉的，真大师就都跑到普林斯顿或斯坦福去了。如果没有什么讲座教授因此离职，这个校长大概走得不太冤枉。这就是市场机制。中国有吗？这里有个小注脚。这个校长要整顿的对象，就是一个讲座教授，他一气之下，拉了一批同事投奔普林斯顿去。这位讲座教授是真大师、假大师，我不知道，隔行隔重山。但是，普林斯顿接受了这一批人马，哈佛校长因此去职，是非曲直，就有了公论，这就是市场机制。
办二流大学只是清华、浙大进入世界名校的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要成为世界顶级大学。真正的教育家是办教育，而不是争排名，就如同真正的学者应该是好奇与探索，而不是算文章数量。争排名、做文章的毛手毛脚，我知道些，我也做过些。我一生的志向与绝大部分的精力还是做个真学者好老师。做为一个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我是不相信绝对道德观的，我认为道德是成本效益盘算下的产物，是社会制度的衍生品。做为一个理性的社会科学家，我要贡献的是如何透过理性的分析，设计一套制度机能，让人们自然地依自利的动机，做到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因此，我对清华及浙大的建议，不是怎么玩些手法，把排名弄上去，而是以社会精英的心态，怎么为中国打造一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
中国以至亚洲都没有一个开放型的学术市场，在清华讲的是『三清』，东京大学谈的是『三东』。三清也者，本科、研究生、教授职位都出身清华也。看清华出身的清华教授谈起三清的那副得意像，真恨不得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这三流古井里的青蛙』。我自己也有『三台』病。四十岁以前，我的梦想就是回母校台湾大学教书。
整个亚洲的学术精英都感染了严重的科举病毒。如果一个大师是在十八岁那场考试决定的，这个大师百分之百是假的。没有真大师，就没有二流大学，就别提顶级大学了。没有开放的市场，就不可能有真大师。货真价实的学术大师是在残酷公平的市场上，百炼成钢的结果。清华、浙大、东大、台大只是个三流大学，真正的症结就在这里。因此要想成为一个二流大学的第一步，就是教师队伍不能有近亲繁殖。所有博士毕业生都要进入公开市场，不能留校。有效的市场机制一定要有优胜劣败的竞争淘汰机制。
美国二流大学以上，都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就是长聘（tenure）制度。顶级大学的长聘制度可以说是冷酷无情、惨不忍睹。连挂一流车尾的杜兰大学都是九死一生。长聘制度原来是保障教授的言论自由的，经过两百年的演变，成为美国学术最重要的『净化剂』。长聘制度是让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列入长聘教授的候选人，称为长聘岗（tenure track），成为严格考核与培养的对象。这个考核期，在顶级大学是九年，通过了就是正教授，而且很快的就是讲座教授。在一流与二流大学，通常是六年，通过后就是长聘副教授。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的重要不同点之一，就是长聘制度的严格程度。
顶级大学的斯坦福的考核期是九年，而它隔壁一流的伯克莱是六年。顶级大学经过九年的严酷考核，不被打死，就成了大师。在顶级大学里，副教授这个职位是短暂的过渡。在较好的一流（表一里的一流A）大学中，大部分的长聘教授，都能升等，可是在一流大学里资源比较不足的学校（一流B），就越来越多的终生副教授。因为在一流大学里，升等的标准是看对手想不想挖你。没有人来挖角，你就好好的等着，一辈子都别想升成正教授。好的一流大学挖角的能力强，被挖的率高，流通机制好，就没有存货。次一点的一流大学，挖角能力弱，被挖的率低，存货就多。到了二流大学，实在没有资源玩这个游戏，但是还想成为一个学术净土，在给长聘时是按照一流的标准打了点折扣，到教授升等的时刻，有些就只看苦劳不看功劳了。
北大、清华、台大都没有采用这长聘制，所以就该列入三流大学之林。香港三大，尤其是科大，对长聘制，已经很认真执行十年以上了。这个长聘制为“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提供了丰富的供给与需求。有人称这个市场为“旧货市场（used market）”。旧货市场的买家，不都是穷人（较次的学校），豪门大户也热衷得很。因为真正的学术大师就像好酒，越陈越香。学术大师是二级市场的常客。在一流大学最常说的话题，在顶尖大学几乎唯一的话题，就是某某人有了什么成果，是怎么来的，又有哪家学校挖他了。这个丰富的二级市场，也为长聘制添加了新的功能：淘汰、筛选、信息、激励。
对于一个极难客观评价的学术来说，长聘制的这些功能太重要了。没有长聘制、没有丰富的二级市场，就不可能有鲜活热闹、蓬勃兴旺的学术。由于中国没有长聘制，没有开放型的学者二级市场，中国就没有二流大学，更不必谈顶级大学了。清华就是请十个杨振宁来也没有用，请来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只是花钱买了个符号，培养了一个诺贝尔奖研究成果，才是顶级的大学。
西南联大的吴大猷可以用杨振宁为例说他自己的学术成果，清华大学的王大中是资格这样说的。你知道吗？像杜兰这样的学校，是很少给诺贝尔奖得主荣誉博士的。我现在就是杜兰的荣誉博士遴选委员，我们要授予荣誉博士的，是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人。锦上添花是三流人做的事。在二流以上的大学里，重要行政职位，尤其是校长，都是全世界公开遴选的。权与钱是腐化的根源。一流大学有权有钱的学术单位，像商学院院长，基本上是从外引进的。一流大学的学术科系，每隔十来年就会从外面挖进一个系主任。外来的新主管有独立性，他不欠人情，没有瓜葛。他也有客观性，他可以冷静的分析这个单位的历史留存问题，他的做为与决策不会马上引发关联性的猜忌。他有开创性，把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引入。
我有个亲身的好例子。EMBA 教学是芝加哥大学首先推出的，并不太成功。后来给西北大学摸出了门窍，杜兰大学就挖了西北大学主管EMBA的副院长来当院长，做了两年，就出了成果，哥伦比亚大学又从杜兰手上把他抢了过去。EMBA 就是这么样在美国遍地开了花，也影响了世界。
从我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浙大、清华如果关着门自己搞，是搞不成二流大学的。二流大学的建设要靠市场机制，因此想要摆脱三流大学的困局，就得拉了一群背景相同、资源相似、有志向前冲的学校一起干，组建一个即竞争又合作的学术市场。
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里的顶尖大学成立像美国常春藤的学术联盟。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导师邓小平，有个真知灼见：『摸着石子过河』。市场不是一天造成的。『摸着石子过河』的真髓是从一小步做起。张维迎这个小红卫兵，在北大搞的学术文化大革命，立意是好的，大方向也对，可是他可能犯了他出国前上班的赵老板同样的错误：打击面广了些，步子快了些，调子高了些，手法硬了些。能让人家小老美，日以继夜、不眠不休、老老实实的干真学问的动力，不是校长室的一纸公文，也不是某某大师的大声吆喝，而是那些小老美俗不可耐的经济动机与市场压力。要在世界顶尖杂志发表文章，也不是随便说说就有的。学术这东西，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北大有这么多学者没有受过应有的研究方法、语言表达、思维方式的训练，硬是打鸭子上架，只有官逼民反。说到官逼民反，我在香港科大就犯过同样的错误。三流大学的问题就在官本位的学术政策，做学术改革的也是用一纸官书，是很难成功的。
结语
我对中国与大中华地区的经济与学术发展是非常乐观的，有些人甚至说我是盲目的乐观。逐渐的，我发现，就是乐观的我，也都低估了中国与大中华地区进步的速度。一个一流大学的内部条件是『资源、历史、地缘』，外部条件是『开放、透明、竞争的学术市场』。浙大与清华起码有了历史与地缘的优势。中国之大，没有人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垄断市场或阻止市场的发展脚步。这个庞大的市场，会养出大鱼，浙大与清华都有可能是条大鱼。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君子之争，合作是道义的合作。研究型大学的师生是在学校与学校之间不断地流动的。这些流动切断了个人的私心，增加了信息，辅佐了判断，加强了监控。
进入一流大学最难的一步，是从封闭性的三流大学跨出来。改革与利益重分配是孪生兄弟。在改革中，现有的当家人、在位者是输家。吴家玮并没有把香港科大办成一流，但是在新生的香港科大没有输家，个个是一流大学的支持者，甚至是狂热的信徒。科大的成功站住脚跟，有了成果，让香港其他六家大学能兵不血刃地进入二流大学。一个成功的改革，压力要来自外，不能来自上（会官逼民反），更不可能来自下（那就是造反，更是天下大乱）。浙大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清华的压力，清华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浙大的压力。公开的、透明的、全球性的市场竞争是必要的压力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