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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可能是最残忍的季节。我收到大卫·史文森先生去世的消息时，心中的悲痛难以自已。尽管我知道，这位全球机构投资界的传奇先驱已经与癌症斗争了九年，但一时间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噩耗。
我很难用言语表达大卫对我以及身边朋友的巨大影响，打开电脑却迟迟难以成文。他是引领我进入投资界的第一位导师，他教会我什么是受托人责任，什么是长期价值投资，如何创造一个有灵魂的组织……他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良师益友。
第一次遇到大卫时，我还是个学生，正在为没有钱支付第二年的学费而拼命找工作。就像很多焦虑而迷茫的年轻人一样，我投出了无数的简历，最终都石沉大海，我经历了无数的面试，最后都没了回音。当我一次次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学校时，完全没有想到，机会竟然就在我出发的地方等我。
在耶鲁投资办公室的面试室，大卫给了我一个机会——无论在什么时候看来， 都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机会——跟着他实习。而在此之前，我从未真正接触过投资。后来，我曾问过大卫，为什么会接受一个对很多问题都回答“I don’t know”的小白？他回答我，很多时候，坦诚都是最为重要的品质。
我从大卫那里接受的第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把他的著作《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翻译成中文。大卫的词汇量很广，机构投资又有很高的专业门槛，所以，可想而知这个项目对我的挑战有多大。我第一次在书中遇到了一个概念——fiduciary，当时的翻译多不准确，我只能尽最大努力拼凑恰当的词来表达，最后将之翻译成“受托人”。后来，我才明白，这个词所代表的行业原则指导了大卫一生中的许多重要决定。这些年来，大卫成为了一个典范，证明了作为一个受托人意味着什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使你的利益与信任你的投资人、你的合作伙伴保持一致。大卫还有句话，“管理好风险，收益自然就有了”。后来，“风险管理”和“受托人责任”也刻进了高瓴的DNA。
大卫是这个星球上最卓越的投资领袖之一，但对同事来说，他首先是一位朋友。他有一间办公室，但几乎不用，因为他更喜欢和所有的同事一起坐在开放的交易大厅里，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时随地发言，顺畅地与他沟通，甚至激烈地讨论。在办公室外、在壁球比赛间隙、在观看足球赛时，以及在夏季垒球比赛的休息时间，他都在与我们一起讨论问题。
在我那段宝贵的实习期内，大卫一定回答了我提出的数百个关于投资的基本问题。
大卫花费了大量精力在教书育人上，这种对自己时间的慷慨不仅使我受益良多，也使我们的同事和众多寻求他建议的学生受益匪浅。大卫的午餐时间经常交给学生，帮助他们思考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过什么样的生活。也许对大卫来说，没有什么比“投资于人”更能代表长期价值投资了。他孜孜不倦地帮助身边许多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引导他们走向一条为社会创造价值的道路。
中国人常讲，扶上马，送一程。几年后，在我创业开始阶段，大卫给了我最关键的支持。创立高瓴时，我刚刚32岁，从未管理过投资基金。我当时的几个合伙人也都没有做过投资。我们这群“乌合之众”唯一的共同点是，无限的求知欲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和向往。我曾经问过大卫，为什么他要投资高瓴，因为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机构会冒这个险。他说，当你和合适的人一起工作时，一定会有好事发生。今天，最初的几位合伙人和我一路风雨兼程，而在高瓴，这已经成为一句口头禅，“找到靠谱的人，一起做有意思的事”。我认为，这也许是大卫带给我的，关于投资最重要的一课。
从投资于身边的人，再到通过支持教育帮助更多的年轻人，让投资家大卫受到更广泛爱戴和尊敬。大卫非常自豪，他和同事所做的工作能够支持大学的前沿研究，培养最优秀的人才，并帮助他们跳出物质条件的束缚去追求更大梦想。大卫总是散发出一种使命感，给了我们这些与他共事的人一种难以言说的积极能量。他的团队中有许多人与他共事了几十年，也有许多同事后来到其他大学继续他们最初从事的事业。大卫常说，使命感驱动型公司才是“有灵魂的组织”。经过多年的创业打拼，我越来越认同大卫的观点，并且发现这样的公司，也通常是最具创新性和凝聚力的组织，并且有更高的机会穿越周期走的更远。我很感激从大卫这里学习到这样的理念，并在高瓴的创业历程中一直坚持将教育和人才作为“永远不需要退出的投资”。
四年前，在大卫的感召和鼓励下，我与同仁们发起创办了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大卫欣然应允担任研究院的名誉理事长。在研究院首届价值投资研习班开放日活动上，大卫发表了著名的致辞，用精炼地语言勾勒出一位杰出投资者所需的特质和素养——好奇心驱动的求知欲(Intellectual Curiosity)；极致聪慧(Raw Intelligence)；自信心(Self-Confidence)；谦逊(Humility)；敬业(Work Ethics)；判断力(Judgment)；充满激情(Passion)。实际上，研究院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大卫这些乐于助人的导师，集结热爱学习、相信价值投资的专业人士，共同学习进步，让更优质的投资人成为中国投资领域的中坚力量。
在新冠大流行使世界陷入停滞的几个月前，我在纽黑文见过一次大卫。当时，大卫正在接受癌症治疗的新疗程，这导致他的腿和脚肿胀。我想他走路一定很痛。尽管如此，大卫还是坚持要陪我和孩子在校园散步；他说，阳光和新鲜空气对他有好处。大卫陪了我们近两个小时，在纵横交错的老校园里，大卫带我们走进斯特林纪念图书馆，给我的孩子看他最喜欢的雕像。”你看！”他兴高采烈地指着一个小雕像：那是一个小学生俯身在一本书上，而建筑师詹姆斯·甘布尔·罗杰斯在雕像上刻了“U.R.A.JOKE”的字样。孩子笑了，大卫也跟着笑了起来，并发出了他标志性的爽朗笑声。
正是这样豁达乐观的心态，让他在长达九年与病魔缠斗的时间里保持了决心和信念；正是这样对事业充满激情的热爱，支撑着他在人生最后时刻还在为学生上课，耐心回答他们的问题；正是这样乐于分享和成就他人，才能激励教育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我回忆里的大卫，永远如最初那天见他的样子，在阳光下，在自己深爱的大学走廊上，与年轻人一起开怀大笑。
传奇永不落幕，我将永远感激与怀念这位导师和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