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012-0258
大国人口：形势、挑战与应对
会议时间：2021年5月11日
会议地点：北京
主持人：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 魏云鹏
与会专家学者：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翟振武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张许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卫
北京大学教授 陆杰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童玉芬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宋健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郑真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段成荣
南开大学教授 原新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徐世英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翠玲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 杜鹏
天津理工大学讲师 程梦瑶
01
主持人：2020年5月11日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我国正式发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结果，人口状况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情，人口普查是对我国人口家底的一次清查，七普全面摸清我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最新情况，有助于准确把握人口增长、劳动力供给、流动人口变化情况，有助于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七普的结果，新闻媒体也十分重视，十三位人口学界的著名专家对中国人口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开展深度解读，参加研讨会的有人口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实践工作者及新闻界的朋友。
首先发言的是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翟会长表示，人口问题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分重要，且我国人口形势处在巨大的变化、转折时期，因此引起广泛而高度的关注。今天举办会议，一方面对中国人口形势、挑战和应对进行研讨，另一方面也欢迎媒体记者以及各机构进行采访。作为第一个发言人，翟会长主要就普查数据质量进行发言，他认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把漏登率控制在极低水平，是中国人口普查历史上漏报率最低的一次，而更精确的普查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认识。
“七普”数据质量与新的人口“变化”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
核心观点：
1.漏登率低：第七次人口普查漏登率为0.05%，是世界一流质量水平的一次普查
2.七普新方法措施：电子化、自主填报通道和利用行政部门记录校验带来高质量普查结果
3.新认识：低漏报率带来我国人口总量多、两头翘、中间塌的新认识
“七普”是中国在站上“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前夕所开展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七普”有效地经受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考验，平稳地完成了挨户采集逐人登记的系统工程，最终获取了详实的统计数据、形成了扎实的数据公报。这为我们进一步地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更长远地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从而切实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数据支撑。
普查区别与其他各种调查的最大区别，就在与“普遍调查”，所以普查质量的最核心指标是“漏登率”。第三、四、五、六次人口普查的漏登率分别是0.056%，0.07%，1.81%，0.12%，0.05%。国际上一般把漏登率是否超过3%作为衡量普查质量高低的一个标准。漏登率低于3%,均属于质量较好的普查。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几次普查漏登率基本都在1.5%到3.5%之间。我国历次普查质量都比较高，但第七次人口普查能够把漏登率能够控制在0.05%,显然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成功，它比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普查质量高得多，是世界一流质量水平的一次普查。
在人口大流动、大变化的背景下能够取得如此高质量结果，与这次普查的新方法、新措施密切相关。
其一，“七普”全面启用电子化的方式采集数据。700余万名普查人员持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深入数以亿计的家庭户及集体户，一举告别过去纸表手记这种效率相对不太高、质量可能受影响的数据采集方式。
其二，“七普”同时还增设了普查对象联网自主填报通道，更好地满足了人们对于普查工作灵活性、隐秘性等方面的要求。电子化的方式确保数据可直接上报和实时核准，扎牢了普查的质量控制全过程中最关键的一道“篱笆”。
其三，“七普”充分利用行政部门记录校验数据。作为在证明公民有效身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便利公民社会活动等多方面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信息，身份证号被首次列入普查的主要内容。这使得“七普”可以同公安部门户籍登记、卫健部门妇幼统计等在内的大数据相挂钩，彼此间实现了各取所长、互通有无、查漏补缺，用大数据改善普查工作，推动质量控制技术更上一个“台阶”。
在普查间进行的人口调查都是抽样调查，利用抽样比推断人口的总体，总会有抽样误差的存在。这次普查不是抽样，而且是高质量，低漏报，所以导致了一些与抽样调查略不一样的结果，给了我们一些新的认识。
1.人口总量多于年度抽样调查的“预计值”。2019年，年度抽样调查推断的中国总人口为14.005亿。按照每年人口出生和死亡的数据变化，可以预计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应该增长到14.04亿左右。但这次普查的人口总量是14.1178亿，多于预测值。显然，这是这次普查低漏报率，或者说高质量的一个结果。
2.漏报率的改善更突出表现在青少年人口的数量和相对比例上。按照2019年的调查，中国0-14岁青少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6.8%，但是，这次普查的结果是青少年人口占总人口18%，比2019年增加1.2个百分点。原来是比例下降，现在是“上升”了。中国人口更“年轻”了。当然，这不是因为青少年人口“增加”，而是主要普查低漏报率的结果。
3.漏报率的改善还体现在老年人口数量与比重上。2020年进入老年人口的人出生于60年，60年出生人口数量是较少的，2019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为18.1%，现在为18.7%。人口更老了，主要是普查低漏报率的结果。
4.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却下降了，现在是63.4%，2019年是65.1%。
概括说，人口更“年轻”了，人口更“年老”了，归根结底的原因，是老年和青少年的漏报率大幅度降低了，因为老年人和青年人容易漏报，劳动力人口容易重复报。
这次普查，确实是一次高质量的普查，是中国人口普查历史上漏报率最低的普查。通过七普的数据，我们得到的对于中国人口新的认识是，人口总量多、两头翘、中间塌。
02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许颖总结了七普数据呈现的我国人口新特点，认为我国人口形势具有数量压力和结构挑战并存的趋势，且将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总结为“三升、三降与人口空间分布的剧烈变化”。
从七普数据看人口数量压力与结构挑战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张许颖
核心观点：
1.人口数量压力：我国人口过去增速高，现在增速放缓，累计人口基数大，预计总人口峰值可能在14.15亿到14.20亿之间，从现在到2050年，总人口呈下降的趋势
2.三升：老年人口规模持续上升、家庭户数上升、总抚养比持续上升
3.三降：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出生人口规模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十四五期间，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年均减少620万，2035年降到2亿以下，2050年降到接近1亿
4.人口空间分布的剧烈变化：人口向城镇、经济发达地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群聚集
去年总书记亲自接受普查结果，说了一段话：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出现显著变化，既面临人口多的压力，又面临结构的挑战，我们要通过这次人口普查……
2021年5月11日上午统计局发布数据后，发布了八个公告。普查标准时点为2020年11月1日零时，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低速增长，但我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数据再次验证了习总书记的话，我国的人口具有数量压力和结构挑战并存的长期趋势。人口普查从1990年开始每10年一次。从1950年到2020年，每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很快。50年代增加19.9%，60年代25.4%，70年代18.9%，80年代15.8%，90年代10.9%，00年代降到5.8%，10年代降到5.3%。美国4月1日人口普查公布的十年增长率下降到7.4%，也为大萧条以来史低，但国情不同，美国人口增速比我们高。
关于人口面临数量压力，我们过去增速高，现在增速放缓，造成累计人口基数大。宁吉喆局长说，可以预期我国人口长期在14亿左右。我国人口呈现规模大、增速下降的特点，可以预期之后会出现零增长，十四五以后可能出现负增长。利用最新数据测算，十四五期间总人口预计年均增量为100万，按此测算总人口峰值可能在14.15亿到14.20亿之间，然后开始下降。按照数据模型推算，从现在到2050年，也就是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总人口呈下降的趋势。人口是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宁吉喆局长今天说，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要适应人口的趋势性变化，未来高质量的发展、高品质的生活，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关系会进入双向适应、相互促进的情况。
另外，七普的一些数据发生变化，不意味着人口是变化成这样的，而是人口的特征本来如此，因为此次普查的质量更高，人口的结构和空间特征刻画得更加精细了，这是客观的事实。
关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我把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总结为：三升、三降与人口空间分布的剧烈变化。
三升是指：老年人口规模持续上升、家庭户数上升、总抚养比持续上升。随着家庭户规模的变化，居住安排会变得多样化，能源、汽车消费都会发生变化。
三降是指：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出生人口规模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我们的测算数据表示，十四五期间，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年均减少620万，2035年降到2亿以下，2050年降到接近1亿。
人口空间分布的剧烈变化指：人口在向城镇、经济发达地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群聚集。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已经形成，对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是稳定的。未来19个城市群成为人口聚集的主要空间承载形式，这样的趋势在七普中得到了验证。举个例子，海南人口超过一千万，如果按照常住人口推算，海南人口不会超过一千万，因为其有百万人才引进计划，且要在2025年完成这一计划，因此人口的增长是引进计划产生了效果。这种空间形式的变化，对思考中国的人口问题、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03
中国人民大学陈卫教授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口的变化趋势，指出人口再生产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及不同时期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不同影响。通过人口学分解方法，陈卫教授按照育龄妇女的规模、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已婚比例、已婚生育率四个因素对近年来中国出生人数下降进行分解，发现这些因素近年来都对中国出生人数造成负面影响。陈卫教授还通过假设未实施二孩政策估算了该情况下的生育情况，并探究影响出生人口人数的因素的成因。
近年来中国出生人数下降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卫
核心观点：
1.出生人数变化：中国出生人数的变化既体现了人口再生产的周期性变化规律，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不同影响
2.分解出生人口下降：从实行单独两孩政策以来，育龄妇女规模和已婚比例（初婚年龄）都在持续压低出生人数；近两三年来，所有影响出生人数的人口学因素都在促使出生人数下降
3.两孩政策：如果不实施两孩政策，2017-2019年的出生人数将比目前的出生人数减少300-400万。2014-2019年出生人数总计将比目前减少1600万
4.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和结构老化：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和结构老化是由以往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下降决定的
5.婚姻加速推迟：婚育年龄的显著推迟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19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数变化跌宅起伏。如果大致分两个阶段的话，第一阶段到80年代中期，剧烈动荡，忽高忽低；第二阶段自8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不断下降，近年来两孩政策的实施暂时打断了这种下降趋势。出生人数从1987年以来2500万下降到2002年1700万以下，2003-2011年再1600万左右，之后出现上升趋势，2016-2017年又超过1700万，2017年后继续下降。现在继续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七普显示出生人口1200万，是除1961年外的最低值。
中国出生人数的变化既体现了人口再生产的周期性变化规律，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不同影响。出生人数上升或下降的波动性变化往往是20多年前上升或下降的不同程度的复制。所以我们需要从更长的时期上考察和理解出生人数变化趋势。同时，出生人数变化又深受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比如，90年代出生人数下降是70年代出生人数下降和90年代生育政策强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当前出生人数下降又是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期以来出生人数下降和2010年以来初婚年龄加快推迟的结果。
我们通过人口学分解方法对近年来中国出生人数下降进行分解。出生人数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育龄妇女的规模、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已婚比例、已婚生育率。
表中显示了从实行单独两孩政策以来，育龄妇女规模和已婚比例（初婚年龄）都在持续压低出生人数。2017年以来育龄妇女年龄结构也促使出生人数下降，14-17年已婚生育率的上升明显反应两孩政策的效果，而2018年和2019年已婚生育率下降又进一步压低出生人数。所以，近两三年来，所有影响出生人数的人口学因素都在促使出生人数下降。
如果不实施两孩政策，近年来的出生人数会怎样变化？实际上，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来，不仅二孩生育率出现上升，多孩生育率也出现明显上升。在2013年前，二孩总和生育率在0.45左右，多孩总和生育率在0.06左右。2013年以来二者都出现持续上升，二孩生育率上升到2017年的0.8以上，多孩生育率上升到2019年的0.15。假设二孩生育率和多孩生育率都保持在2013年前的水平，那么，出生人数将出现更为剧烈的下降（图2)。2017-2019年的出生人数将比目前的出生人数减少300-400万。2014-2019年出生人数总计将比目前减少1600万。假设不实施两孩政策条件下的出生人数变化趋势更能明显反映出育龄妇女规模减少和婚姻推迟导致的出生人数下降。
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和结构老化是由以往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下降决定的，而婚姻加速推迟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近十年来中国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加速推迟，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2006-2017年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上升到26.5岁，平均初育年龄由24.3岁上升到27.3岁，都推迟了3年。这个结果直接导致一孩生育率下降，压低一孩出生人数。而且2012年以来的推迟幅度明显大于之前年份。从2015年开始，孩子的出生人口出现二孩人口超过一孩，就是因为政策开放带来的二孩出生人口增加和一孩出生人口的快速下降。
婚育年龄的显著推迟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19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七普结果显示城镇化率达到63.89%,比六普上升14.21个百分点。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也促进生育率下降。中国的高等教育程度人口大幅度增长，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六普的8930人上升为15467人。中国实行高等教育扩张政策，使得在过去30年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加了10倍，已经超过50%。育龄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上升，即使各类教育程度的生育率不变，结构的变化也会造成整体的生育率明显下降。
另一方面，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较低，两孩政策对年轻人群的影响较弱。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发达国家中，多数欧美国家的生育意愿接近更替水平或以上。而中国女性的生育意愿却明显低于更替水平。根据我们的调查，2016年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75,七普结果是1.8，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实际计划生育子女数更低，在已婚已育一孩女性中，仅有接近30%的人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是什么因素限制着生育意愿？
根据我们的调查，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和照料负担是目前阻碍家庭生育二孩的两大现实性限制因素。在不想生第二个孩子的女性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经济条件不允许”。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越来越高的养育费用、市场养育服务的高成本让家庭“生不起”、 “不敢生”。尤其是全社会高度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家庭对教育存在过度追求的现象，学区房、课外辅导等精养型的孩子养育方式使得孩子的养育成本非常高。
“没人帮忙照顾孩子”是影响城市女性不想再生孩子的第二大因素。现阶段中国托幼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没有普惠性的0-3岁婴幼儿托幼服务体系，孩子照料压力完全由家庭承担，目前的主流养育模式是夫妻自力更生、由父母帮忙辅助照顾。在我们调查城市的已育孩女性中，超过70%的家庭有父母帮助照顾过第一个孩子。到生育二孩时，父母可能会因为身体健康等原因而无法继续提供照料帮助，公共托幼服务的缺位和私人服务的高成本都压抑了中国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另外，“工作压力大”、“影响职业发展”也是女性在进行生育决策时所担心的重要因素。
低生育率的问题在亚洲国家尤为明显，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地区，结婚是一个带着很多附加条件的“包裹”，这些附加条件包括承担家务劳动、生孩子和照料孩子，家庭内部家务劳动分工的不平等使得很多女性推迟结婚、生育。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普遍存在，社会对女性存在“母职＋公职”的双重期待。而市场环境对女性是并不友好，对女性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就业、升职等歧视长期存在。女性为了在市场上获得跟男性同等的竞争力，只能选择推迟生育、少生孩子的方式实现。
04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杜鹏基于七普数据显示的我国社会老龄化加速、我国老龄化社会即将进入新阶段的事实，提出了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问题、老龄化的地区差异问题，并把我国和日本、韩国、印度进行对比。杜鹏教授还就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战略方向战略重点、机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与积极应对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 杜鹏
核心观点：
1.老龄化：预计明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14%，我国老龄化社会进入新的阶段。老年人从主要在农村变为主要在城市，同时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越来越突出
2.老龄化地区差异：发达省市、人口输出省市老龄化严重
3.老龄化国际对比：日韩老龄化严重，预计我国2050年大致相当于日本今天的老龄化程度
4.战略重点：战略重点应立足在提高人口素质、科技创新、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完善养老体系
5.老龄人口潜能：低龄老人比例高、受教育程度高，潜能大；城乡老龄化差距加大，应该加大对农村的辐射和投入
老年人口总数在普查数据中第一次超过少儿人口数，0-14岁的少儿人口2.53亿，60岁以上2.64亿，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2018年的年度统计报告里已经显示出这个交叉，七普证实了这个变化。在历史上我们首次从小孩多进入老年人更多且越来越多的阶段。
过去十年，老年人的人数和比例的增加都加快了。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7%，2000年人口普查时我国65岁以上人口超过6.9%不到7%，因此在2000年底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年，我们正在在写一个报告，在中国老龄化20年的节点，表达对老龄化社会的担心，在过去20年，一部分风险通过医疗保障、社会保险化解，但仍存在挑战。一般来说，14%是进入老龄社会（国内用中度老龄化社会表述）的标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在七普中达到13.5%，预计明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就会超过14%，这意味着我国老龄化社会进入新的阶段。
当前，城市化达到63%的水平，在这之前，中国有两亿多的老人，但一半的老人在农村。而现在的城市化水平下，老年人主要在城市，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
还需要关注的是，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越来越突出。1982年人口普查时，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比城市高0.2到0.3个百分点，到1990年、2000年及2010年，差距在2到3个百分点，从七普的数据，我们看到农村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为23.81%，比城镇高7.99个百分点，65岁以上17.72%，比城镇高6.61个百分点。
地区差异方面，2010年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有辽宁、重庆、四川，2020年辽宁仍最严重，超过17%。老龄化严重的地区，一类是发达省市，比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另外一类是流动人口输出较多，比如辽宁、重庆、四川等劳动人口输出大省。辽宁已经两次处于老龄化最严重的省份的位子，而广东虽然有超过2亿人口，人口结构却相对年轻，可以从可持续发展来看这个趋势。
国际对比方面，202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28.7%，根据2019年联合国人口司的展望，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8%。韩国2000年的老年人口比例和我们一样，2020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15.8%，超过我们的13.5%，据联合国预测，韩国2050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38%。日本老龄化程度高，韩国的老龄化程度发展快。预计我国2050年的老年人口为4.8亿，大致相当于日本今天的老龄化程度。2020年我们60岁以上人口2.64亿，对比今年进行人口普查的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印度60岁以上人口1.4亿，这个数字也很大。印度人口总量将近14亿人，预期寿命印度和中国相差7岁，印度老年人死亡率较高。
去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规划，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会对下一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挥积极作用。从生育水平发展规律来看，我们的生育政策达到一定的效果，少年人口比例提高。虽然生育政策应该创造条件促进生育水平提升，但无法改变2050年老年人口人数、比例翻番的发展趋势。十四五期间，在完善生育政策的同时，战略重点应立足在提高人口素质、科技创新、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完善养老体系。
最后，讲到老年人口的扶持，这方面存在更大的机遇。比如七普中，60-69岁的低龄老人占老年人口比例比为历次普查最高，为55.83%，随着61-63年出生的人进入老年，低龄老年人口比例将进一步提高，这部分人口具有潜能、可以推行终身教育，应该有新的战略来开发这部分人口的潜能。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全国15岁以上的文盲人口只有3375万人，就算这部分人全部是老年人，也说明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结构发生根本变化，2000年老年人口有一半以上是文盲，2010年下降到27%左右，七普可能下降到15%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体现到老年人口中，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政策创造了良好条件。另外，城镇化水平超过三分之二为老龄化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同时因为城乡老龄化差距加大，农村的老龄化超过23%，从促进城乡地区均衡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角度来看，下一个五年规划应该加大对农村的辐射和投入，使农村的公共服务、养老服务水平更均衡。
0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童玉芬教授基于七普数据中出现的我国劳动力人口下降的事实，分析了我国劳动力人口近年来的变化特点及其可能影响，一是劳动力人口规模和比重持续下降，但劳动力人口的供给规模依然比较庞大，二是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老化，三是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但距发展对劳动力素质需求依然有差距，四是劳动力人口继续向东部地区和特大城市集聚的趋势未变。应对策略方面，童玉芬教授认为应当将政策重点放在劳动力需求的调整，应当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减缓结构性失业和短缺现象，以及应当进一步优化劳动力的空间结构，减少地区性劳动力供需失衡。
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变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童玉芬
核心观点：
1.就业压力与结构性供给不足：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将缓解，某些地区、行业结构性劳动力供给存在风险
2.劳动力素质供需仍有差距：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科技进步，对劳动力的要求日新月异，劳动力素质离需求还有差距
3.劳动人口集聚：劳动力人口继续向东部地区和特大城市集聚的趋势未变
4.劳动力需求：应通过调整劳动力需求来防止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绝对短缺
一、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几个变化特点
1、劳动力人口规模和比重持续下降，但劳动力人口的供给规模依然比较庞大。
按照国际口径，劳动力人口为15-64岁。2019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9.89亿，2020年七普数据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6776亿人，虽然比上年有所减少，但总规模依然十分庞大，我国就业压力也会持续存在。
(1)劳动力人口的规模达到2013年的10.06亿峰值后，开始逐年减少，2019年降到9.89亿，2020年七普数据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6776亿人，劳动年龄人口较上一年继续有所减少。平均每年减少283万（截止2019年）。
(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先于规模下降，并继续保持下降趋势。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74.5%开始逐年下降，到2019年降为70.6%,平均每年下降0.43个百分点。2020年七普显示该比重进一步降到68.55%。首次跌破了70%。
以上情况说明，我国劳动力人口规模依然庞大，但是潜在供给规模在逐年减少，一方面预示着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将进一步缓解，另一方面可能也会预示着加剧一些地区、行业等出现的结构性劳动力供给不足，甚至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威胁。
2、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老化
近十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45-64岁组老年劳动力组人口的比重则持续上升从2011年的33.74%一路增加到2019年的41.35%，十年上升了7.61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劳动力持续老化。七普在这方面的数据不太详细，后面我们将继续研究，但劳动人口老化的趋势将继续。
3、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但距发展对劳动力素质需求依然有差距。
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2020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2.67%。人口和劳动力的素质不断提高。尽管如此，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科技进步，对劳动力的要求日新月异，因此劳动力素质离需求还有差距。
4、劳动力人口继续向东部地区和特大城市集聚的趋势未变
七普资料显示，2020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与2010年相比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占25.83%,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占27.12%,上升0.22个百分点。
从历年情况以及上一年的对比看，东部地区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如东部人口占比39.93%,比2019年的38.58%继续上升一个1.3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近十年总体波动下降，2019年下降到26.53%，2020年进—步下降到25.83%,呈现继续下降趋势。
按照城市规模分类，超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的人口增长有所减缓，但特大城市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9.79%持续增加到2018年的14.36%(缺少最近两年数据)总体看，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总趋势未发生变化。
二、人口变化对劳动力市场可能带来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上述劳动力供给形势，在减轻就业压力的同时，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隐患。同时可能导致老年抚养负担的加剧：养老金支付、照料等。还因为劳动力技能知识等的老化可能带来结构性的失业和劳动力不足等问题。
1、主要应通过调整劳动力需求来防止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绝对短缺。
劳动力是否短缺不仅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还取决于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劳动参与率的情况。但是根据统计数据计算，我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和需求量也都在下降。我国总的就业弹性从2014年开始下降，2018年呈现负值，即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GDP，就业的增加是负的，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均为负，第三产业是唯一吸纳劳动力的产业，但是就业弹性也在下降，这说明劳动力的需求下降。根据我们的相关研究，生育政策放开对劳动力供给的补充作用有限，而且是时间滞后的。从今后看，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会继续减少，另一方面就业需求也会继续下降。由于二者同方向减少，因此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力短缺。
为了防止劳动力供给下降所发生的的劳动短缺出现，鉴于生育政策对劳动力补给作用滞后且有限，今后应当将政策重点放在劳动力需求的调整上，以劳动力供给为导向调整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和进步，尤其通过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技术和资本替代弥补可能的劳动力供给不足。
2、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减缓结构性失业和短缺现象
结构性失业始终存在，今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继续老化以及人口流动性的加快，将可能加剧人们因为知识技能与岗位需求之间的失衡，使行业、区域等的结构性失业与局部性劳动力短缺现象，以及二者并存现象更加凸显。因此，需要通过人力在政策，加强劳动者素质尤其是劳动者技能培训和知识转换，减少结构性失业与局部的劳动力短缺现象。
3、进一步优化劳动力的空间结构，减少地区性劳动力供需失衡。
06
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就第七次人口普查提出了两点判断，第一个判断是人口形势已经从转型走向转折，第二个判断是普查数据有喜有忧。从七普看人口新家底和新国情，就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国民受教育水平、人口空间分布趋势、人口流动情况以及性别比问题，陆杰华教授总结了新的变化和风险，初步提出了应对的策略。
摸清人口新家底把握人口新国情
——北京大学教授 陆杰华
核心观点：
1.人口低速惯性增长：人口规模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低速惯性增长特征，“十五五”时期可能转入负增长，应及时调整政策及做好准备
2.人口结构面临挑战：人口结构变老，生育政策有必要进行调整，同时应开发第二次人口福利，人口素质红利，特别是性别红利
3.人口红利：应全面深入地提高人口教育和健康素质，以弥补人口红利下行的负面导向，同时把教育水平的提高转换成红利
一、人口普查是人口变化的晴雨表
两点判断：
第一个判断，过去几十年人口在转型，但近十年是人口转向的时期，包括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家庭规模、城镇化、受教育水平等方面。
第二个判断，普查数据有喜有忧。可喜的地方是城镇化、受教育水平和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忧虑，比如人口增速缓慢，以前我国的人口情况是人口众多底子薄，现在是人又多又老，其中“老”的问题更值得关注。六普时，数量和结构压力共存，我认为七普数据表现出人口结构的压力更大，对风险的化解的难度更大，包括红利下行、家庭规模缩小。
二、从七普看人口新家底和新国情
第一，人口规模呈现增幅减少、增速缓慢的新态势
对比六普和七普，十年间人口增加7205.4万人，增加5.38%，年平均增加0.53%。这表明，受育龄妇女规模缩小、生育意愿持续下降等因素长期累积影响，“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规模虽然保持增长态势,但增幅将持续缩减，甚至在“十五五”时期将经历从增长到下降的重大转折，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人口规模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低速惯性增长特征。我们应该抓住这几年的回旋余地，及时调整、做好准备。
第二，人口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十三五”时期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仅带来少儿比例的小幅回升，但并没有改变人口结构变老的长期发展趋向。例如，0-14岁人口比例为17.95%，比十年前上升1.35个百分点。但是15-59岁劳动力人口规模和比例呈现下降趋势，而且下降趋势明显，比十年前下降了6.79个百分点，45岁到59岁的劳动力老化更加严重，参考日本，劳动力老化的问题对科技进步和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上升明显，比十年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除西藏以外，全国各省市进入老龄化社会。应对劳动力人口的下降，生育政策有必要进行调整，以减缓劳动力人口下降的趋势，其次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开发第二次人口福利，人口素质红利，特别是性别红利。
第三，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但与高质量城镇化内涵有明显距离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落实落地，10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一半以上人口在农村，现在接近三分之二人口在城市，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未达到高质量的城镇化，比如落户问题，一线二线的户籍改革步伐缓慢，我们应该适应城镇化的变化，追求高质量的城镇化。
第四，国民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但还不是人力资本强国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财政大规模投资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的积极效应逐渐显现。十年间，我国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比十年前提高0.83年，表明中国正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型。未来如何更全面深入地提高人口教育和健康素质，以弥补人口红利下行的负面导向，如何把教育水平的提高转换成红利，是人口研究与政策构建亟待进一步解决的新议题。
第五，人口空间聚集效应明显，但是人口区域性不平衡问题出现新动向
根据七普数据，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受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期的具体情况影响，我国人口持续向超大城市集聚，人口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和重点城市群，城镇化发展不平等、人口分布和公共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仍然突出。
第六，人口流动体量大，加大社会治理的难度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未来我们应该思考人口管理如何适应人口流动。
第七，出生性别比下降明显，但是以往性别升高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但从1982年开始性别比持续处于高位，这部分人已进入婚龄，适龄男青年无法结婚的问题值得关注。
三、潜在风险及应对
1.值得高度警觉的生育率持续走低
2.亟需超前应对的老龄社会新形态：按照老龄化社会做好制度安排，而不是按照年轻社会
3.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将被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化制约
4.性别失衡和婚育观念多元化下被冲击的传统家庭结构
5.人口素质红利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6.人口有序流动呼唤更为合理的人口登记制度：是否可以按照居住地进行管理、提供服务
应对：
瞻前顾后：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动态分析机遇和挑战
近虑远忧：近虑是生育率下降，远忧是老龄化和劳动力下降，要平衡远近政策
左顾右盼：参考其他国家经验，比如日本和韩国
化解风险：学界应合力帮助政府、社会化解风险
07
中国人民大学宋健教授主要就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向下突破3，达到2.62人的事实，探究了影响平均家庭户规模的计划生育因素以及家庭户数快速增加因素，及这些因素背后的原因。随后宋健教授对家庭零散化、破碎化的现状提出了忧虑，主要包括其对个人及社会的负面影响、对其导致家庭功能的缺失从而造成人口服务体系对社会压力过大、以及人口转变带来的婚姻家庭的变化对家庭结构的威胁。
中国家庭户规模跌破3, 缩减态势加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宋健
核心观点：
1.家庭户规模缩减：2020年平均家庭户规模向下突破3，达到2.62人，超出预期
2.缩减原因：长期的普遍一孩政策减少了家庭人口规模；在生育率持续稳定在低生育水平的背景下，家庭规模的下降主要受到家庭户数快速增长的影响
3.家庭户数增加：家庭户数的快速增长反映了立户水平的提高，这与中国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密不可分
4.家庭户规模缩减带来风险：家庭零散化、破碎化的现状对社会具有负面影响，加重社会负担，对家庭制度造成威胁，要保卫家庭
家庭规模缩小被视为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与历次普查数据相比，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进一步缩减。
1953年平均家庭户规模为4.33人，家庭户规模并不大，此后一直下降。各普次查间趋势不一样，最大缩减在20世纪90年代到2005年，2000年到2005年家庭规模缩减较大，缩减了0.31人。2010年到2015年处于低点，并处于平台期，但此低点并未稳定，2020年平均家庭户规模向下突破3，达到2.62人，相比2015年大幅缩减0.48人，超过预期。
中国家庭户规模的缩小被认为与计划生育有关。长期施行的普遍一孩政策极大压缩了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也因此减少了家庭人口规模。以经典核心家庭为例，已婚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和已婚夫妇生育3个孩子相比，家庭户规模会缩减2个人。研究表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家庭规模的变化的确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有关。
在生育率持续稳定在低生育水平的背景下，家庭规模的下降主要受到家庭户数快速增长的影响。虽然家庭户人口总数和家庭户总数随时间都呈现增加态势，但家庭户数的增加更为迅速，特别是在2005年之前，家庭户数的年均增长率接近3%,之后，年均增长率迅速下降，但仍不低于家庭户人口数的年均增长率，而2015-2020年家庭户数增长率又迅速攀升。相较而言，家庭户人口数的年均增长率从未超过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户数的快速增长反映了立户水平的提高，这与中国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开启的住房制度改革使更多的中国人得以拥有自己的住房，不必再拥挤在一个屋檐下；与此同时，日益普遍的迁移流动也使原本居于一户的家庭成员分散多处。家庭户数的快速增长不仅推动了家庭户规模的缩小，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家庭结构，如单人户和夫妻户的比例大幅增加。2014年的一个调查显示，单人户和夫妻户占全部家庭户的五分之一。
家庭是由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组成的亲属关系单元。透过每10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和每5年一次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可追踪到中国家庭户的变化轨迹，并从中透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比如计划生育政策、住房政策改革、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导致的人的独立性增加。
家庭户是居住在一户的家庭成员统计，户均规模减小映射了怎样的家庭变化，特别是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的变化，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最后有几个风险和忧虑，第一，2020年，家庭户规模向下突破3的底线，家庭户规模的逐渐下降反映了家庭零散化、破碎化的现状。家庭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有机单元，家庭凝聚了原子化的个人，降低了风险社会对个人的压力，家庭分散化对社会的发展具有负面影响；第二，家庭户规模的下降会导致家庭功能的缺失，家庭功能不断外化和社会化，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中国的家庭文化值得骄傲，在完善人口服务体系时，不可能所有负担由社会承担。当家庭呈现离散化趋势时，其承担抚育和养老的功能更加困难；第三，随着人口转变的结束，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是婚姻家庭的变化，欧美的年轻人开始出现同居代替婚姻，家庭出现消亡瓦解的趋势，家庭制度受到威胁，因此我们要保卫家庭。
08
中国社科院郑真真研究员从七普结果显示的高等教育人口明显增多出发，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教育发展历史，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发展、男性女性受教育程度差异情况。郑真真研究员认为不仅要关注总人口和平均指标值的变化，还要观察比较男女两性差距，分析差距反映出的问题及其原因，采取干预或扶助措施，才能保证发展进程中的性别平等，避免出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从人口数据看教育发展和性别平等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郑真真
核心观点：
1.男女受教育程度持续缩小：进入21世纪后，受教育程度的男女差距明显持续缩小，两性比例差距较大集中体现在老年人口的文盲比例
2.高等教育女生比例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和中国发展水平相似的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高于男生已成为普遍现象，中国并不例外
3.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不平衡：20世纪50-70年代更多男性受益于扫盲和初等教育的普及，反映了教育发展进程中的性别不平衡问题
4.两性差距：应通过数据观察比较男女两性差距，分析差距反映出的问题及其原因，保证发展进程中的性别平等
中国人口正在从数量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型，教育发展至关重要。教育是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力资本的主要体现。同时，女性受教育程度既反映了妇女地位，也是影响妇女地位其他方面的重要因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受高等教育人口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明显增多，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为2.1836亿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升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
中国教育发展经历了扫盲和普及小学教育(20世纪50—60年代）、普及9年义务教育(20世纪80-90年代）、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扩展(21世纪）几个阶段。在中国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女性人口的受教育状况明显受到当时工作重点及政策变化的影响，女性人口各年龄组在不同年代的变化反映了这些影响的综合效果，在70年间女性受教育状况发生了从扫盲到读研的变化。
1982年60岁以上女性的文盲比例为95.4%,基本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中青年女性受教育程度；而35-50岁女性文盲比例下降最快，反映了20世纪50—60年代小学教育的发展和主要在青年女性中见成效的扫盲运动成果。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呈现的40岁以上文盲比例，基本复制了以前的成果；由于20世60年代以后城乡男女儿童基本都能上学，新增文盲迅速减少，30岁以下的文盲比例很快降低。至2010年45岁以下女性人口中已经基本消除了文盲，反映了初等教育的普及。2010年，60岁以上女性人口中的文盲比例仅为30.5%,主要集中在高龄农村女性。
在20世纪60年代基础教育建设之后，中国的教育发展有约十年的停滞期。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农村加大力度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时，国家开始推动中等教育的普及。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从法律上保障了青少年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至2001年全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20世纪90年代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努力相当成功，这10年间不仅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都明显缩小，性别差距也显著缩小。青少年受教育状况的性别差距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性别差距逐渐缩小。这段时期女性受教育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并与男性差距的缩小，不仅受益于国家对九年义务教育的大力推动，还与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对女性教育权利和教育发展的重视有关，如将教育列入中国妇女发展的战略目标，全国妇联和团中央以及社会组织对失学女童的扶助等。
进入21世纪后，受教育程度的男女差距明显持续缩小，两性比例差距较大的主要集中体现在老年人口的文盲比例。2010年普查结果显示，18-20岁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的女性和18-24岁大学专科的女性均在人数上超过同龄男性，而22—25岁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的女性也在人数上超过男性，逐渐显示出女性在高等教育阶段的相对优势。至2015年女性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与男性已相当接近（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和中国发展水平相似的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高于男生已成为普遍现象中国并不例外。
在过去的70年间，女性人口从受教育程度以文盲为主到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中占半壁江山，其变迁用“翻天覆地”形容并不为过。在历史不同阶段，除了社会经济发展之外，教育发展及其相关政策落实是女性人口教育构成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不过，遍及城乡的运动和全国范围的投入有时并未带来男女一致的变化，某些运动或政策的受益明显存在男女不平衡。例如，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估算的性别平衡指数，显示出男女人口文盲比例在随年龄逐渐降低的同时，男女差距反而逐渐拉大，40-44岁年龄段的性别差距最大，这意味着20世纪50-70年代更多男性受益于扫盲和初等教育的普及，反映了教育发展进程中的性别不平衡问题。
对于性别比逐渐下降的问题，除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降低，老龄化和不同性别寿命预期寿命差异也有一定影响。80岁以上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所以随着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人口的性别比慢慢下降。
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所反映的新中国70年女性人口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发展轨迹以及男女两性差距的变化，启示我们不仅要关注总人口和平均指标值的变化，还要观察比较男女两性差距，分析差距反映出的问题及其原因。尤其需要留意社会变革和制度变化对女性的独特风险和挑战，及时发现差距、分析原因，采取干预或扶助措施，才能保证发展进程中的性别平等，避免出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发展的进程中关注弱势群体的受益滞后，这也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强调的“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应有之意。
09
中国人民大学段成荣教授提出我国已从“乡土中国”转向“迁徙中国”形态，在七普数据中，全国流动人口总数3.76亿，流动人口占比提高到22.6%，相比2010年2.1亿增加1.55亿，增幅近70%，“迁徙中国”形态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段成荣教授认为，我们要充分适应这种形态变化，一是要充分认识到人口流动性增强的新趋势，二是要更好地让新趋势、规律发挥作用，三是要积极构建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且提出了流动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流动人口在城镇化人口增量中占比高、人口向东部城市、沿海城市集中的趋势未变的预测。
“迁徙中国”形态得到进一步确认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段成荣
核心观点：
1.尊重顺应新规律及社会治理：要充分认识到人口流动性增强的新趋势；努力破除妨碍人才和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积极构建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社会治理体系
2.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的建设：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的建设从静文化到动文化转变
3.社会治理碎片化：制度和文化建设应加入家庭视角，从家庭出发更多关注流动人口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推动市民化建设
4.三个推测：流动人口流向大中城市；流动人口贡献城镇化人口增量；人口向东部城市、沿海城市集中的趋势未变，甚至得到强化，应加强东部资源投入
关于公报本身的数字，七普数据表示，全国流动人口总数3.76亿，相比2010年2.1亿增加1.55亿，增幅近70%。流动人口比例提高，六普流动人口比例为18%-19%，之后缓慢增长，到2015年回落，七普显示流动人口占比提高到22.6%，表示人口大规模迁移趋势非常明显，流动人口规模在进一步提高。
从七普发布的数据中，我认为“迁徙中国”的形态得到进一步的确认。80年前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的概念，乡土中国是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基于农业生产形态和农业文明，形成的人口、劳动力不流动，或者少流动的形态，用费老师的话说，“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在过去的几百年、几千年中，我国的人口形态如此，影响制约了我们的文化形态、社会心理形态，甚至包括几千年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的基础，但是乡土中国的形态以及由它制约及影响的社会心理文化、制度等等，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飞跃的变化，从一个不流动、低流动的形态，转换为高流动性的社会形态。根据七普的数据，这种形态的变化得到了确认，并可以预测将持续下去。从“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的转变，对我们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中国的人口结构、人口的空间布局形态、空间运动规律，是一个深刻的本质性的变化。我们今天都喜欢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的转变就是人口方面非常重要的转变。前面老师提到的人口再生产的类型已经在过去四十年发生重大变化，从高高高、高高低到低低低的再生产类型的转化，同时发生的，也是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迁徙形态的变化。而迁徙形态的变化对我们有方方面面的影响，我们应该思考如何顺应、适应这种变化。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明确提出了准确识别、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要求，我们在这几个方面要做好准备工作。近十年来，我国已经做了一些很好的安排，包括户籍改革、新城镇化规划，但面对如此深刻的变化，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
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一是要充分认识到人口流动性增强的新趋势。只有承认新的规律，才不会想要改变已有的趋势，比如我想让它流动它就流动，想它想东边就向东边，想向西边就向西边。既然是规律，那么即使采取很多措施也难以扭转。所以要认识新趋势、新规律，尊重新规律，把对新趋势的认识作为制度安排、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基础。二是为了更好地让新趋势、规律发挥作用，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所说，要努力破除妨碍人才和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为人口、劳动力、人才的流动提供政策支持、政策保证，保证每个劳动力都能够通过辛勤劳动参与社会发展，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这是十九大的其中之意和明确的制度安排。三是要积极构建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社会治理体系。五中全会说我们要构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构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平等地参与和发展，我们要把整个社会、人口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碎片化地区分对待，这也是我们在看待3.7亿流动人口时需要做的。四是乡土中国的形态已经制约了几千年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的建设，我把这种文化称为“静文化”，我们习惯了这种静文化，所谓“在家千日好，在外一日难”“父母在，不远游”。但现代化、工业化，人口、劳动力、人才要动起来，一方面制度要去适应它，要有助于流动，另一方面文化建设和社会心理建设要适应这种变化，从静文化向动文化建设来努力。五是社会治理的碎片化，这体现在流动者和其家庭，甚至和核心家庭成员之间可能分隔两地、三地甚至四地，而家庭是社会发展基本的单元，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好，每个成员才能好，整个社会才能好。但现存的公共政策在家庭层面有所欠缺，更多地关注劳动力个人，而比较少关注劳动力身后地家庭成员和家庭体系，所以以后在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时，应该加入家庭视角，从家庭出发更多关注流动人口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推动市民化建设。
第二个数据是不绝对精准的，其中有三个推测。
第一个推测，四十年来，流动人口基本上是从各个地方流动到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用流动人口除以城镇人口总数，流动人口已经占全国城镇人口总量的41.6%。各个城市流动人口的比例不尽相同，但一部分沿海大中城市的流动人口比例可能更高，2014年新兴城镇化纲要出来以后，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这些城市的需求更高。因此大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在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要做好心理上、政策上和相关资源投放上的准备。
第二个推测，流动人口增量为1.5亿，在城镇人口增量2.364亿当中，其占到三分之二。从中可以看出，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趋势变化过程基本完成，我国已经处于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阶段。在这之后，人口变动的格局，特别是区域人口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我认为下一步这个趋势会更清晰。从这个方面说，我们要更加重视人口流动。
第三个推测，各个地区的人口的占比变化，东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而东部地区人口占比在过去十年中上升2.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流动人口、增量流动人口源源不断流向东部，在过去五年到十年，我们的愿望、政策导向和研究都表示，人口在向中部转移，但七普的数据表示，人口向东部城市、沿海城市集中的趋势未变，甚至得到强化，因此我们在流动人口相关的服务安排要一如既往且更加努力地向东部地区、东部沿海城市倾斜、加大投入。
10
博士生金牛转述了南开大学教授原新的报告。原新教授指出了中国民族人口结构的三方面的发展特点。
从四普到七普，中国人口民族结构的变化情况
——南开大学教授 原新（博士生金牛转述）
核心观点：
1.各民族人口基本面：全国总人口和汉族人口增速放缓，少数民族人口增速先降后升，三者总量均持续增加
2.民族人口增速差距：2010-2020年少数民族人口增速提升，与全国总人口和汉族人口增速差距重新扩大
3.民族结构稳定：全国总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略微升高，汉族人口比重略微下降，但是中国人口的民族结构依然十分稳定
从1990年四普、2000年五普、2010年六普、2020年七普数据来看，中国口民族结构主要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变化情况。
第一，基本面上，全国总人口和汉族人口增速放缓，少数民族人口增速先降后升，三者总量均持续增加。
分三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1990-2000年的十年间，中国总人口从11.34亿增加到12.66亿，年均增加1321.5万人，年均增速1.11%;汉族人口从10.42亿增加到11.59亿，年均增加1169.2万人，年均增速1.07%;少数民族人口从0.91亿增加到1.06亿，年均增加152.3万人，年均增速1.56%。
第二阶段：2000-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总人口从12.66亿增加到13.40亿，年均增加738.9万人，年均增速0.57%;汉族人口从11.59亿增加到12.26亿，年均增加665.3万人，年均增速0.56%;少数民族人口从1.06亿增加到1.14亿，年均增加73.万人，年均增速0.67%。
第三阶段：2010-2020年的十年间，中国总人口从13.4亿增加到14.1亿，年均增加72.06万人，年均增速0.53%汉族人口从12.26亿增加12.86亿，年均增加603.8万人，年均增速0.48%;少数民族人口从1.14亿增加到1.25亿，年均增加116.8万人，年均增速0.98%。
第二，2010-2020年少数民族人口增速提升，与全国总人口和汉族人口增速差距重新扩大。
一方面，相较于1990-2000年，2000-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速从1.56%下降到0.67%，但是仍快于全国总人口年均增速（即2010年的0.57%)和汉族人口年均增速（即2010年的0.56%)。总人口、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速在持续放缓的大趋势下，三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基本呈现出从分离到趋同的发展态势。
另一方面，相较于2000-2010年，2010-2020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速从0.67%上升到0.98%,快于全国总人口年均增速（即2020年的0.53%)和汉族人口年均增速（即2020年的0.48%),再次从趋同走向分离。表明过去十年，我国生育政策从紧缩型逐步走向宽松型，少数民族生育数量增加，人口增速加快。
第三，全国总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略微升高，汉族人口比重略微下降，但是中国人口的民族结构依然十分稳定。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升高，从1990年的8%上升到2000年的8.4%,再上升到2010年的8.5%,2020年为8.9%,升幅较小。另一方面，汉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下降，从1990年的92%下降到2000年的91.6%,再下降到2010年的91.5%,2020年为91.1%,降幅较小。
总体而言，从四普到七普的数据来看，1990-2020年，中国人口的民族结构十分稳定。
以上是从四普到七普，中国人口民族结构的基本变化情况。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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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徐世英教授分析了我国民族人口的发展态势，总结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少数民族人口稳步增长，第二是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大幅改善，第三是各民族高等教育程度逐步提高，第四是各民族人口居住的分散程度进一步提高。
我国民族人口发展态势分析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徐世英
核心观点：
1.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西部的民族人口在增长，并迁移到东部地区
2.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大幅改善：精准扶贫改善边疆公共服务
3.各民族高等教育程度逐步提高
4.各民族居住分散化：少数民族人口迁移的规模越来越大，迁移距离越来越远；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演化，呈现出大流通、大流动的特点
5.民族共同体：由于宗教、语言等因素，民族融合、各民族交往交流趋势较慢；整体趋势较好，局部不容乐观
第一，少数民族人口稳步增长。2010-2020年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1100万人，增长幅度为10.26%，汉族人口增长4.93%。从地区看，东部地区占比39.93%，相比2010年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占25.83%，相比2010年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占比27.12%，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占6.98%，下降1.20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地聚居地，六普时，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63%。从七普的民族人口增长的数量来判断，西部的民族人口在增长。东部分人口增长有一部分也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西部少数民族在贡献西部的人口增长的同时，也迁移到东部。分地区来看，增长的情况是悬殊的，广西增长8.49%，贵州增长4.97%，西藏增长21.5%，新疆18.5%，广州增长20%。西部有些地区比广州差，而少数民族人口增幅整体增长是汉族的两倍，而少数民族省份内部差异很大，比如内蒙古降了超过2%。局部地区的民族结构在发生变动。
第二，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大幅改善。得益于最近几年精准扶贫，边疆贫困地区变化非常明显，民族地区住房结构发生变化，茅草房几乎消失了，国家帮建了房子、通自来水、卫生条件得到改善。六普时云南有些地方没去过，七普不光要去，还要扶贫。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建国分土地是大的运动，精准扶贫也是一次。另外，少数民族的易地搬迁，也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
第三，各民族高等教育程度逐步提高。2010年16个民族大学以上文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1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民族有13个。平均受教育年限落后，但高等教育水平高，说明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低，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提高快。2017年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23个民族，说明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提高很快。
第四，各民族人口居住的分散程度进一步提高。建国以来，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一部分少数民族只聚居在一个省区，甚至几个乡。当前少数民族人口迁移的规模越来越大，迁移距离越来越远，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演化，呈现出大流通、大流动的特点，从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的数据来看，全国分别有12个、22个、28个、43个民族在全国各个省都有分布，说明少数民族向全国扩散。城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2010年有12个民族城镇化程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族际通婚水平也在提高，2010年族际通婚率为21.47%，比上一个十年增长0.67个百分点。分民族来看，全国有41个民族的族际通婚率在提升，13个民族在降低，由于宗教、语言等因素，民族融合、各民族交往交流趋势较慢，当前民族复兴的背景下，我们强调各民族交往交流，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整体来看情况较好，但局部情况不容乐观，具体的数据还要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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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张翠玲研究员说明了研究疫情影响生育的研究机制，得出了大流行病和灾难性事件短期内对出生人口产生负面影响，影响区间在10%-15%之间的结论。张翠玲研究员分析了国外和国内新冠疫情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生育率的影响，并就国内出生人口数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进行了探究，认为疫情危机与我国生育下降长期趋势叠加，可能会进一步压低我国未来出生人口和生育率。而北欧的例子对缓解疫情对出生人口下降的影响有借鉴意义。
新冠疫情对我国生育的影响分析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翠玲
核心观点：
1.借鉴历史研究结果：高死亡率的灾难事件会导致出生率在9个月后下降，下降的区间在10%-15%
2.北欧启示：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家庭政策可以帮助家庭缓解突发事件对于生育事件的影响
3.出生人口预测：很多国家将在2021年迎来历史上最低的出生人口和总和生育率
4.出生人口下降趋势：中国已经在生育率下降的通道上，新冠疫情加速了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率的下行
新冠疫情对全球出生人口的数量的影响研究是一个难点，截至目前，新冠疫情并没有减缓，尤其是印度还在加剧，印度的患病规模、病死率、传染率都没有确定，另外实证数据比较缺乏，因为去年第一波疫情的数据还在收集中，印度疫情加剧会引发相应的社会隔离，每一波的社会隔离都会影响到出生的季节性和安排。学界尝试从历史来看，取得一些借鉴，关于历史上的借鉴，学界从各类饥荒、地震、重大的流行病、传染病等灾害等研究，得到的结论是，高死亡率的灾难事件会导致出生率在9个月后下降，下降的区间在10-15%。
新冠疫情怎么影响出生人口？目前的研究机制从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新冠疫情是否会影响生育主体，包括育龄人群的死亡，第二，新冠疫情是否会压抑生育意愿，第三，新冠疫情是否会加大怀孕过程中的死亡风险，第四，育龄热门口是否因担心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而推迟生育时间。
结果表示，基于人类生育数据库，疫情以来，出生人口数量下降最为陡峭的是南欧，2021年1月份其出生人口下降了20%，而中欧和西欧下降了8%-10%，美国下降将近10%。北欧的生育率下降较小，专家的解释是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家庭政策可以帮助家庭缓解突发事件对于生育事件的影响。
从欧洲的13个国家的数据来看，2020年10月的出生人口下降了3.3%，随后几个月降幅增大，到21年1月同比下降了12.6%。基于这个短期的出生数据库，2021年1月，西班牙、俄罗斯和法国的出生人数分别下降20%、10.3%和13.5%。当前疫情还在继续，专家预计很多国家将在2021年迎来历史上最低的出生人口和总和生育率。
对我国来说，我国的疫情控制有效，恐慌程度较低，我们预期疫情对我国生育率的人口较低。从结果来看，2020年全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了12.2%，其中一季度下降45%，考虑到我国生育一般在婚内，对应在2021年我国的一孩出生人数可能受到较大影响。另外的不利因素还有，2020年2月份失业率上升到6.2%，疫情期间女性在工作和家庭方面的双重困境。积极性的因素方面，包括六稳六保的政策，疫情被主要限制在湖北，以及假期补偿效应，但实际上并未看到积极影响。
把2015年当作起点，我们发现出生人口已经从2018年开始下降，因此2020年的出生人口下降只是低生育进程延续性变动的一个特殊片段。
用2015-2020年各月份的出生人口数量对比，我们发现2018年虽然出生人口下降，但各月出生人数的趋势和2015年较为吻合，在2020年前几个月，出生人口数量相对2015年下降20%-30%，但11月、12月的出生人口数量相比2015年下降超过40%，说明生育者在2020年年初疫情爆发时有意识地避免怀孕。
关于2020年哪个年龄段群体少生的问题，我们进行年龄组的拆分，可以看到30岁以下群体生育数量的大幅减少是2020年及近年来出生人口下降的主要推动力，年轻群体考虑生育时面临着更多的障碍。
中国已经在生育率下降的通道上，因此要更加全面看待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新冠疫情爆发前，育龄妇女规模持续缩减、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低迷、养育成本高昂等多重结构性因素已长期制约我国出生人口增长和生育水平提升。而导致新冠疫情这一突发性外部事件的爆发，加速了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率的下行。至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有多大，还需要学界用科学的方法来量化其影响。
新冠疫情还在持续，疫情危机与我国生育下降长期趋势叠加，可能会进一步压低我国未来出生人口和生育率。扭转这种下降态势，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要千方百计保就业，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实施更加积极支持生育措施，缓解家庭的生育焦虑，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总的来说，大流行病和灾难性事件短期内对出生人口产生负面影响，影响区间在10%-15%之间，在全球低生育率的背景下，这个影响会被一定程度加强。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国生育率的分化会进一步加剧。出生人口数量的衰退已经在欧洲显现，欧洲、发达国家内部有一些差异，北欧的例子提示我们比较强的支持生育的政策及男女性别平等可以缓解疫情对出生人口下降的影响。2020年我国生育率同比下降18%，四季度的下降更为明显，未来出生水平还会进一步下行，我们需要加强数据监测，进行动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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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理工大学程梦瑶讲师分享了其从人口数据看到的教育成就，认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文盲率的降低对社会产生重要的效益，在教育程度提高的过程中，对特殊人口的教育的重视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素质红利方面面临存在挑战如何解决，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从人口数据看教育成就
——天津理工大学讲师 程梦瑶
核心观点：
1.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必然性：经济内含式发展、主观意愿及尊重知识和创新的氛围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
2.特殊人口教育：在教育程度提高的过程中，对农村儿童、女性、老年人及少数民族人口等特殊人口的教育的重视发挥了重要作用
3.教育方面挑战：地区教育差异格局固化；劳动力素质供需矛盾；人口受教育程度跟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人才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发表关于人才工作的论述，我们经常听到，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从七普数据中，我们看到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继续提高，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08年提高到9.91年。高等教育发展也尤为迅速，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到15467人，上升幅度超过70%。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可以从四个方面讨论，第一，经济内含式的发展对高层次人才需求增加，加剧就业竞争；第二，从主观思想上，年轻人为实现自我价值对高层次教育的个人需求增加；第三，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形成尊重知识、追求创新的氛围，推动了高等教育发展；第四，高等教育的发展体现了生活水平提高，对于教育投资的认可。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的文盲率降低，基于之前的经验，文盲率的降低对社会可以产生重要效益。如果说高等教育是教育金字塔的顶端，扫盲就是对公民的教育权力最基本的尊重。我国文盲率一直在降低，从建国时4.5亿人中80%文盲，到现在的2.67%，比六普降低1.41个百分点，跟1964年的统计数据相比，下降幅度超过92%，降低文盲水平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比如延长预期寿命、降低婴儿死亡率、改善健康、并且在生育行为、两性健康以及经济发展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从中可以看出教育的成就。
另外，新时代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离不开对特殊人口的教育的重视。虽然平均年限没有超过10年，但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背后隐含着国家对重点群体受教育问题持续关注，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实现教育改革和公平初心。比如，一是城乡教育公平中农村人口、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教育，二是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男女性教育的平等化以及在高等教育方面女性出现优势，三是老年人的教育，最后是少数民族群体的受教育问题。
最后，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素质红利方面面临的挑战，第一是地区教育差异格局固化，教育程度高的省份继续领先，而西部教育落后地区受教育水平仍落后，值得关注；第二，虽然劳动力素质提高，但产业和就业之间仍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三，从受教育年限和青年人的高等教育程度方面，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跟发达国家有差距，仍有提高空间。
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更全面深入地挖掘人口质量红利，发挥教育为我国实现从外延式扩张到内延式发展地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