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老师
据说甘地说过：“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其道德上的进步程度，可以从它如何对待动物来判断。”──这正是保护动物的意义所在：减少动物在人类手里所承受的痛苦，也就是减少残忍与野蛮心态对人类自身的贬抑和戕害;保护动物，才能保障人性。到今天，已经有100多个国家立法保护动物，说明动物议题已经进入了法律管辖的范围。一旦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订定《动物保护法》，将代表人类正视动物议题跨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据粗略估计，全世界每年要屠杀12亿头猪，700亿只鸡，3亿头牛；在中国大陆，每周要宰杀1200万头猪；在台湾，2009年屠杀了将近900万头猪，3亿只鸡，3万头牛。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谈到其他进入人类胃肠的各种动物，为人类提供毛皮、胆汁、药品的动物，在实验室受尽糟蹋折磨的动物，以及无数被关进人类住处当成玩具的所谓“宠物”。这些数字看起来抽象，其实都是一条一条血肉生命堆积出来的;其背后隐藏着动物的死亡、人类的暴力与残忍，都不是平常“消费者”所能想象的。单就这种超级规模的屠宰来看，我们便应该自问：如此放纵、残酷地对待动物是对的吗?动物是不是应该受到某一种程度的关怀与保护?大家都会承认，人类之间相互对待的方式，是有“是非”、“对错”可言的：帮助人是对的，伤害人是错的;让人愉悦是对的，制造痛苦是错的;尊重是对的，歧视则是错的。如果某种对待人的方式违反了道德，就会受到谴责；如果违反了法律，更会受到惩罚。可是面对动物，这种是非对错的考虑立刻不适用，好像人类对动物做什么并无所谓是非对错。当然，很多人对动物还是友善的，维持着基本的“人道”精神，排斥极端而没有意义的残虐行为。不过，以人道态度对待动物虽是好事，却仍有所不足。现代社会使用动物的方式已经体制化，脱离了个人直面个别动物的阶段，因此个人的人道精神一般不见得能让动物受惠。而由于人道意识的内容因人而异，也无法导出普遍的规则，让多数的人遵循。最关键的限制在于，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的道德品质，可以鼓励与期许，但是无法要求;它无法形成道德义务，更缺乏法律的强制性格，面对已经成为体制的虐待与滥用动物的现象，例如上述的大规模屠宰，便无法产生保护动物的效应。
一件事物有没有道德地位，判准在于它是否具有本身的利害可言，可以受道德规范的保护。一个东西如果没有本身的利害可言，受到何种对待均既不得利也没有受害，把它列入道德考量的范围，便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这个判准，动物当然具有道德地位。绝大多数的动物都有感觉、情绪、欲望，并且在意自身所承受的痛苦、惊恐、剥夺。只要具备了这样基本的心理与生理条件，外来的对待方式对它们便有利害可言，是它们所在乎的。动物与石头、木块的不同在此，动物与人类的相同也在此。在这个意义上，既然人类拥有道德地位，动物便也拥有道德地位。一旦取得道德地位，“道德”这个概念会进一步提出一项意义非比寻常的要求：凡是具有道德地位的事物，它们的利害都应该获得平等考量。从道德角度来看，所有利害都一样重要，至于它是“谁”的利害，是属于男人还是女人、黑人还是白人、穷人还是富人、动物还是人类，不会造成差别。如果对利害的考量不够公平，因性别而异、种族肤色而异、社会地位而异、或者因物种而异，那就构成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物种歧视，不能被道德的平等原则所接受。人类对动物的道德义务包含什么具体项目，会引起很多争论。这没什么稀奇。但一个明确无疑的原则是：人类有义务不要给动物制造痛苦，一如人类相处之道的一个起码原则是不要给别人制造痛苦———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足以凌驾这项原则。可是试想，“不制造痛苦”寥寥几个字，却完全否定了今天人类使用动物的整个体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里，所谓“使用动物”，都摆脱不了折磨、伤害与杀死动物。如果要根据“不制造痛苦”来检讨人类使用动物的方式，还有什么会剩下来?
40年前，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一书，首倡动物伦理学，在西方社会开启了现代的动物保护运动。此后，关于动物的伦理思想、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史学、社会学、文学、法学研究，都发展蓬勃。最重要的，还是动物权利与动物福利的思潮凝聚成了广泛的动物保护运动，影响尤其深而且远。动物保护运动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无数人道德意识的改变。由于动物本来是全然的“他者”，是一种“非人”异类，属于化外禽兽。如今动物伦理学指陈它们属于道德关怀的范围，对于人类的道德意识，所造成的震撼十分巨大。一方面，人类的道德视野必须扩充，从原先以人类为中心的格局，延伸到动物的世界。这种能够涵盖动物的道德感知能力，比起人类中心主义，显然更为宽宏仁慈，连带使得人类本身的道德品质有所提高。另一方面，道德视野要求对于人与动物的利益施加平等的考量，也促成了平等意识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的爱尔兰思想家勒基曾经指出：“有一度，仁爱之情只限于家族，但很快，这个向外扩张的圈子先容纳了一整个阶级，然后容纳了一整个民族，然后容纳了多民族的结合体，然后纳入了整个人类，最后，它影响到了人与动物世界的关系。”回顾数百年来人类争取性别平等、阶级平等、民族平等与种族平等的斗争，盘点其成果，不能不说这个“扩张中的圈子”生动地描绘了历史大势。这趋势当然受到各种阻挠抗拒，总有男人不愿意跟女人平等，白人不愿意跟有色人种平等，资本家不愿意跟工人平等，因为平等会剥夺特权与消除剥削，会让原先居于优势的强者受到损失。不过，在人类内部，平等意识一直在扩张中。今天的动物保护运动，正是这个道德圈子扩张趋势的最新阶段，行将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动物保护运动带来的第二个影响，在于把动物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以前，少数具有慈悲心肠的人士，对于动物的悲惨遭遇生出同情，经常引来旁观者的讪笑甚至敌意，整个社会并不觉得特别有义务去理会动物议题。如今我们知道，如何对待动物不能窄化为个人的感情或者喜好，而是牵涉到了道德上是非对错的分辨，有“公是”与“公非”可言。针对动物议题，社会有权利也有责任进行公共讨论与决策。在许多国家，动物的繁殖、饲养、运输、屠宰、科学实验、狩猎、以及其他使用动物的方式，都须要接受公权力监督管制，不再是自家后院的私事。各地的动物保护运动，也努力推动相关立法，敦促政府积极负起保护动物的责任。到今天，已有100多个国家立法保护动物，说明动物议题已经进入了法律管辖的范围。一旦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订定《动物保护法》，将代表人类正视动物议题跨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
将动物议题公共化，其实也延续着历史上保护弱者的普遍趋势。试看各种有关妇女、儿童、残障人、家庭暴力、劳动条件、环境污染、原住民、同性恋的议题，一度均留给私领域自行处理，如今却均属于公共政策的一环，由公权力依据正式的法律规章加以保护或者管理。历史经验显示，在这类保护弱者的议题上，公权力若能与民间的关怀团体合作，可以事半功倍。在动物议题上，由于动物完全没有法律地位，没有表达意志的能力与机会，动物保护运动者的责任尤其重大。动物保护运动可望带来的第三个影响，目前言之过早，也有点乌托邦，那就是改变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从而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性格。人类使用动物的方式，除了虐杀动物之外，已经到了伤害人类自身、不能不根本检讨的地步了。在此只举一个例子。由于肉食习惯根深蒂固，全球必须饲养大量的肉用动物，结果造成了十分荒唐的局面：一，生产肉品耗用大量谷物作为饲料(约占全球产量的1/3强)，可是全世界至少还有5亿到10亿人口营养不足;二，每从肉食取得一个单位的蛋白质，需要先给动物吃掉16个单位的蛋白质，转化效率极低;三，养殖动物的排泄物，滋生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8%，构成了地球暖化的重要因素，比全世界交通运输工具总排放量所占比率还高40%;四，肉食对人类健康与公共卫生造成可观的伤害，各种疾病与各类禽流感已是明证;五，大规模虐待与屠宰，也一步一步强化了人性贪婪、凶残一面。人类不可能完全放弃肉食，但是像目前这种沉溺式、糟蹋式的吃肉方式，难道不应该检讨吗?修改食肉文化与食肉经济，能给生活形态与经济结构带来多大的改变，目前很难想象。但是可以想象，这方面的任何改变，都将牵动人类与自然环境、与自身健康、与其他人的关系，也将调整我们对公平、人道、生态、以及合理生活方式的想法。这个世界想要走向较为宽厚、温和，自制的文明，扬弃贪婪、暴戾与纵欲吗?如何对待动物，将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据说甘地说过：“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其道德上的进步程度，可以从它如何对待动物来判断。”———这正是保护动物的意义所在：减少动物在人类手里所承受的痛苦，也就是减少残忍与野蛮心态对人类自身的贬抑和戕害；保护动物，才能保障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