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时代选择

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实施，加快推进《意见》贯彻落实，中国职业教育作为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责无旁贷。

（一）服务就业，促进交流，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处理国际关系最具建设性的纲领，与国际社会最前沿理念和主张，即“教育是全球共同利益”形成共振。[1]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国力不断增强的客观需要，也是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与就业和民生关系最为直接，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2016年启动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职业教育列为重要内容。职业教育以满足个人就业需求和工作岗位的客观需要为目标，相比其他类型的教育，更贴近和服务民生，尤其对于不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更直接关系就业生存问题。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可为合作国培养大批应用技术型人才，有效提升就业竞争力。同时，伴随着职业教育走出去，将中国优质职业教育和产品技术带出国门与世界分享，在职业教育领域搭建技能传播与人文交流的平台，可促进各国民心相通，维护人类文化和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校企携手，软硬联通，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教育部等部门相继出台支持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政策，尤其是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明确提出实施职业教育服务国际产能合作行动，加快培养国际产能合作急需人才，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到国（境）外办学、与产能合作国远程教育培训合作，推进“中文+职业技能”项目等工作任务，[2]对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提出要求，指明方向。

2016年，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常态，而用工难则成为制约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在此背景下，校企合作“组团出海”成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主要方式。以电力行业企业纷纷出海为例，这些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承接了大规模电网工程建设与清洁能源电力发展投资建设，这些“硬建设”的大规模开展需要大量人员和技术“软资源”的支持，而合作国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原因，无法满足上述要求。采用校企合作“组团出海”方式，根据企业要求在合作国当地进行订单式招生培养，既可满足参与各方的发展需求，又充分发挥参与方的各自优势，真正实现强强联合，卢旺达恒华职业技术学院就是典型案例之一。

（三）顺应潮流，积累经验，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

据教育部公布数据，截至2021年6月，全国高职（专科）院校已达1482所。高职院校在数量上占据了我国高等教育半壁江山，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具备了走出去的实践基础。2017年，天津市第二商业学校和英国奇切斯特学院合作建立的“鲁班工坊”正式揭牌运行，通过在英国开展中餐烹饪学历教育和技能资格证书认证，将专业人才培养标准纳入英国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体系，成功实现了中国职业教育标准的境外输出与国际认证。职业教育走出去在系统培养本土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中国技术和企业落地生根的同时，也倒逼国内院校淬炼内功，助推专业、课程和资格标准与国际接轨，有效拓展教师国际视野，提升国际化教学能力，促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

随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职业院校通过反复摸索和实践，提出“中国企业走到哪里，职业教育办到哪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到哪里”的理念。2012年，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与红豆集团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成立职业培训中心；2015年起，有色金属矿业集团协同国内职业院校在赞比亚探索设立职业教育机构；2016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在贝宁成立中非（贝宁）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在泰国建成第一个“鲁班工坊”。这些早期探索为成规模走出去办学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十三五”时期，我国职业院校积极响应走出去办学号召，涌现出包括天津“鲁班工坊”、浙江“丝路学院”、江苏“郑和计划”、四川“熊猫学院”、甘肃“岐黄学院”、江西“天工学院”、水利水电类院校“大禹学院”，教育部“人文交流经世项目”的“经世国际学院”、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文＋技能中心”，以及院校自设的“燕赵学院”“祖冲之学院”“六艺学院”等百花齐放的多样化办学品牌。办学类型、层次和专业领域不断扩展，办学成果持续凸显，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有力的教育服务支撑，成为职业院校国际化办学的重要抓手。

在境外办学方面，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形式已较为多样，包括独立或合作设立海外分校、培训中心、研究中心，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和项目，开展多层次职业教育和培训，其中，在合作国设立海外分校是最为重要的形式。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至今，全国共有43所职业院校开设了48所不同形式的海外分校，以常态化、系统化学历教育为主，按照中文+文化+职业的模式，把中国优秀职业教育成果输出到当地，推动当地职业教育发展，助力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2018年，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与红豆集团联合申办的西港工商学院获批成立，是中国首个高职院校在海外成立的校企合作股份制应用型本科大学。还有诸如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分别与新加坡韦力集团、缅甸泰华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成立船员学院，构建跨境校企合作培养航海国际化人才的运行机制，在教学资源建设、人才国际化就业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

此外，政府部门资助的对外援助教育项目、走出去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同设立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和研究中心，也为解决合作国人才缺乏起到了良好作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早在2007年就开始承办国家级援外培训项目，建立了中国职业教育援外培训基地，为印尼、斯里兰卡等11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训了1454名产业界官员、职业教育官员和教师。[3]

我国职业院校在走出去探索实践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整体来看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缺乏相关政策制度和国别研究。由于起步较晚，探索实践经验较少，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相关政策法规还不完善。2010年至今，国家相继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30余个教育国际化相关政策，但多为教育领域的指导意见，一方面缺少国家层面教育、商务、外交、文化等多领域多层次的整体性方案，另一方面专项政策法规较少且缺乏相配套的可操作性实施细则。走出去办学还面临办学环境背景迥异，教学体制、教育体系不同等诸多挑战。现有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大都零散分布在各高校，在深入了解合作国的传统文化、经济特点、教育水平等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培养方案、教学标准、章程制度、实习计划方面尚未形成合力。

第二，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尚显滞后。当前，我国职业院校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水平与走出去发展还存在差距。一是语言方面，缺乏大批可以从事双语教学的专业课教师，尤其缺少精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小语种的教师。二是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方面，我国具有国际专业机构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的专任教师数量仅占21%，专业教师业务水平未得到国际认可，国际化教学工作开展受到一定影响。

第三，海外教学数字化建设相对落后。相较于国内比较广泛的线上线下数字化融合技能培训，我国职业院校在海外教育的现有培训方式数字化程度较低，教学方案、计划、标准、考评等环节缺少必要的数字化技术支撑，教学培训标准化程度不高。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原有国内高职院校+海外当地院校的联合办学传统模式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亟需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建立便捷的技能培训模式。

第四，走出去办学持续性、盈利性较差。限于合作国资源与发展水平等多方因素，海外职业教育面临着师资不稳定、盈利能力不强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内优秀师资不适应海外环境、待不住的情况比较普遍；来华参加职业培训的留学生与合作国师资培训周期较短，短时间内无法培养优秀师资；海外建设学校或培训基地运营成本高，生源不确定性较大，经营持续性差。

解决以上问题，需进一步加强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以及各界人士的交流合作，为职业教育走出去寻求更为广泛的支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非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多国面临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恢复经济急需技能型人才或工人；另一方面，原有的留学生引进来模式受到疫情阻隔，需要在现有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上优化升级。因此，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势在必行。

（一）加强顶层规划，提供智库支持 

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在性质上属于境外办学，2015年国务院取消了高等学校境外办学实施专科教育或非学历高等教育审批的教育行政审批事项，国家对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活动已由行政审批的直接管理转向政策指导的间接管理。2019年，《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试行）（2019年版）》正式发布，对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提供实操层面的技术指导。可以说，单从教育领域来看，相关政策已经比较健全，但走出去办学不只是教育问题，还与外交、商贸、文化等领域存在融合交叉，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多头推进问题，缺乏明确的全国性和跨部门协调、监管和推进机制，资源筹措和投入分散，难以形成影响和实现效益最大化。

为此，需要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和布局规划。一是协调政府、院校、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寻找共同发力点，合理调配资源，形成良性发展的局面。二是加大统筹力度，完善政策和法律支持。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是促进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推手。借鉴美、英、法等国经验，由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和制定专项计划支持职业教育走出去发展。三是多渠道增加经费投入。采取政府、企业和社会分担机制，可借鉴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明确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承担为职业教育提供资金的责任。设立专项发展基金，吸引多元资金参与，助推职业教育走出去发展。四是组建国际职业教育发展智库。政府相关部门可联合职业院校开展前期调研，深入研究合作国的经济、法律、宗教、风俗、历史等，促进政府有针对性制定服务职业院校走出去的政策，引导院校根据国别国情研究办学对策，调整办学模式。

（二）健全保障机制，提高办学水平

提升职业教育走出去水平关键在于提升办学质量，完善的保障机制是提高办学质量的重要条件，可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建立在地化师资培养体系，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一方面充分利用合作国现有和潜在的职业教师资源，通过教师培训，有效缓解当地职业教师数量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对国内公派教师进行在地化知识学习培训，缓解跨文化教学中的水土不服。

第二，输出中国教育标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鼓励支持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参与开发国际通用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高质量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资源。充分发挥我国职业教育资源优势，以技术、服务、标准及理念输出为统领，推进职业教育技术设备、教材、课程架构、教学项目、教师海外授课、教学管理、专业标准、教学方案与评估认证体系以及职业教育整体解决方案的输出。

第三，走特色发展之路，树立中国职教品牌。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办学发展之路，凸显特色专业建设，创新“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的国家，优先推进工程机械类的操作技术人才的培养，鼓励参与工程建设的中资企业提供培训后的实习与就业机会，实现网上理论学习与模拟、线下真机操控与实训、课后实习与就业一体化，培育出榜样性、示范性项目，打造职业教育的中国品牌。

（三）优化办学形式，促进持续发展 

第一，校企良性互动，深度产教融合。采用校企双主体共同育人模式，提升人才培养精准度。作为供给方，企业要对职业院校人才和技能的培养制定明确方向，指导其深化开展课程教学改革，重构课程体系。职业院校需要根据发展需求适时调整专业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主动与行业企业协调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共建专业教学标准，确保能够服务于产业和社会发展需要。同时，依靠企业力量解决职业院校走出去办学中遇到的经费、设备等部分瓶颈问题，以深度产教融合推动走出去办学形成良性循环。

第二，校际联合办学，实现强强联合。为解决学科专业单一、办学资源紧张等问题，汇聚多所合作院校优质教育资源，形成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合作共建机制，探索实践多校“抱团”共建的海外办学模式。

第三，应用前沿科技，搭建一体化平台。融合数字技术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职业培训的重要支撑。职业院校、信息化企业和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可共建互联网+职业教育培训一体化平台，网上理论教学与线下属地化实训同步推进，为非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另外，因境外办学涉及因素多，可采取合作国提供办学场地、教学设施等硬条件，国内职业院校提供教师和课程等软条件的轻资产办学模式，既能降低办学风险，又能降低办学成本，促进职业教育走出去可持续发展。

（四）加强办学监管，防范办学风险

职业教育走出去需要在国际国内两套制度法规和办学要求框架内运行，面临政治安全、司法安全、财务安全、人身安全、教学安全等多重风险点。同时，走出去办学属于新兴自发教育服务行为，会遇到经费、设备、教师、课程无法顺利走出去的瓶颈问题。因此需要建设科学完备的风险防范和管理体系，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及创新性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一是要建立健全职业院校内部走出去发展监控系统，从校、院、系部等层面对学校走出去的项目及活动进行全面监督，确保对实施现状和成效有清晰、全面的认知，为当下及今后的走出去发展战略指引正确方向。二是要切实加强走出去发展战略质量评估队伍建设，吸引国内外职业教育专家学者、国际和跨国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职业院校一线教师和管理人员作为评估队伍的主要力量，确保职业教育走出去战略评估的针对性、客观性及全面性。实现全过程闭环质量监控，防范各类办学风险，确保项目建设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作者李长波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副研究员；王阳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本文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21年统战理论研究课题资助项目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