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012-0258
清查这股神秘力量，还企业家一个心安！
01
“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也可引发热烈讨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文章的文理扭曲，语调令人不寒而栗，深感遗憾。”
当年，李嘉诚曾对那篇著名的“别让李嘉诚跑了”，这样回应。
今天，一个错误的“马某”所引发的海啸式动荡中，很多内地民营企业家也应该感受到了这种不寒而栗，这种深感遗憾。
只是，他们和李嘉诚在回应之后的反应一样：“不再讲话了，一定不再讲话了。”
所以，即使是深受其害的“马某”自己，也只能哑巴吃黄莲，没有不寒而栗，也没有深感遗憾。不服不行。
表面看，这是一个专业错误导致的舆论事故；深一层看，这是社会上很多人已经不思考，不独立判断，也不论客观事实而导致的事故；更深层次看，这是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家，尤其是著名民营企业家已经养成了一种天然的优先论罪意识。
所有关注中国经济的人，应该都对此感到不寒而栗和遗憾。
尊重民营企业家，尊重他们的创造，他们的财富，尊重他们的贡献，这是我们费了多大力气，付出多少代价才得以建立的共识。是什么力量让它变得如此不堪？
02
“别让李嘉诚跑了”时，我曾写文章表示，如果李嘉诚有罪，请按法律严办他，如果他无罪，请严惩这样刻意制造对立，激化矛盾，破坏社会信任的舆论。
如果任由这种舆论滋长，则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家们，也可能被这样“舆论”。甚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也被这样“舆论”。
因为这些舆论本身就是莫须有、自相矛盾。其目的就是制造对立，激化矛盾，搞破坏。如果它不被追究，甚至演变成潮流，今天可以莫须有某人，明天，后天就能莫须有任何人，也破坏更多。
以李嘉诚为例，这种莫须有和自相矛盾，就显而易见。这些人认为李嘉诚从地产到零售到电力再到通讯，是掌握了香港，是害了香港，是把香港变成了“李家的城”，但当李嘉诚买下英国的铁路，买下英国的天然气，买下英国的电力，甚至自来水，最终被认为是“买下半个英国”，他便是背叛祖国，是要去建设和造福英国了。
这种舆论的破坏，同样显而易见。
这些年，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家的舆论思潮，民营企业家的信任感每况愈下。“别让李嘉诚跑了”，就是一个分水岭。很多事情，都是从那时一步步变坏的。
以至于到今天，我完全相信，把马某，换成的其他某，甚至换成政府的某某某，相同的连锁反应，也完全有可能发生。
03
民营企业家们的作用和贡献，无须多言。但还可以补充几句，搞坏民营企业家们，对国家和国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去年以来，仅仅排名前几位的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其市值缩水就将近万亿美金。这种缩水，在相当程度上，都与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家的敌意舆论，与把互联网平台治理莫须有成“打土豪，分田地”的舆论，与这些舆论被一次次放大有关。
这些公司的断崖式资产缩水，老百姓受益了吗？经济受益了吗？目前是没有看到。跌下去的万亿美金，既没有装进老百姓的腰包，也没有变成国家的财税收入。
相反，我看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企业创始人，纷纷隐退。其中一些人，三、四十岁，正值当打之年淡出舞台，开始跑了。
我看到的是，他们的公司陷入动荡，很多人在失去工作。他们的市值缩水，也让很多其他企业和老百姓，跟着财富缩水。他们的退却，让更多企业创始人不安。
这些人的闯劲、冒险和创新精神，是社会的可贵财富啊。应该鼓励他们继续创造，打拼，并且为他们营造更好的创造与打拼环境，让他们去创造和成就更多。他们有错误，去纠正，去帮助；他们违规违法，去严办严惩。但不能因为他们的企业够大，财富够多，就随便给他们扣上资本家，剥削者帽子，甚至莫须有罪名。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还需要为自己的私人物质享受去奋斗吗？他们继续打拼，继续创造更多，继续变成了福布斯上财富更多的人，他们享受得完那些吗？最终，还不都是社会的，是党和国家，是人民的。
我们看到他们的财富，也应该看到他们当初的不易，看到他们的一颗初心。
无论是马云当年的“我不成功，会有人成功，但我希望中国人早点成功，”以及在一间民房，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拉客户的艰辛岁月，还是其他，都是来之不易的。
如果让这样一些人，筚路蓝缕，激情燃烧到最后，只能换来黯然，甚至被随意抹黑栽赃的下场。还有多少企业家与商人，会去筚路蓝缕与激情燃烧，而不是只要自己够吃够喝，财务自由了，就可以退了。
04
李嘉诚曾以范蠡和富兰克林比较，表明自己和中国企业家的幸运，表达对中国企业家、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的乐观。
他说，“士农工商”深深扎根在中国人传统思想内，让从政治家到学者，在评价“商”的同时几乎都异口同声带着贬意。
“他们负面看待商人经济的推动力，在制度上，各种有欠公允的法令历代层出不穷，把司马迁《货殖列传》中对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丶资源互通有无丶理性客观的风险意识丶资本运作技巧丶生生不息的创意贡献等等正面的评价，曲解为唯利是图的表征，贬为‘无商不奸’，或是‘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的唯利主义者。”
李嘉诚认为，范蠡的那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就说尽了这种思想之下的缺憾，并且强调正是这样的缺憾，才让范蠡没能更好推动社会进步，而只能是小心翼翼地有所作为，有所不为，并不断以“消极的抗拒”去明哲保身。
“他历尽艰辛协助勾践复国，又看透勾践不仁不义的性格；他建立制度，却又害怕制度；他雄才伟略，但又厌倦社会的争辩和无理；他成就伟大，却深刻体会到世间上最强最有杀伤力的情绪是妒忌，范蠡为什么会有如此消极的抗拒？”李嘉诚认为：
范蠡在每次功成之后的身退，而不是推动改变，就是一种消极与无奈的抗拒！
与范蠡对应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则在各个领域都尽情地展现了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不但成就卓越，也为社会贡献巨大。
李嘉诚说，“范蠡和富兰克林，两个不同的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放在一起说好像互不相干，然而他们的故事值得大家深思。他们在人生某个阶段都扮演过相同的角色，但他们设定人生的座标完全不同。范蠡只想过他自己的日子，富兰克林利用他的智慧丶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就如他们从商所得，虽然一样毫不吝啬馈赠别人，但方法成果却有天渊之别；范蠡赠给邻居，富林克林用於建造社会能力（Capacity building），推动人们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和冲劲。”
总结起来，范蠡改变自己迁就社会，而富兰克林推动社会的变迁。
李嘉诚还曾强调，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家是几千年历史中最为幸运的，“不必像范蠡一样受制于当时社会价值观，只能以‘无我’为外衣，追求‘自我’，今日我们可以像富兰克林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再强调非公经济的地位，强调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包括对企业家私人财富的保护。最近几年，更是年年有重申与强调。然而：
社会上总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持续兴风作浪，不断制造歪曲舆论或抹黑事迹，陷企业家们于不安，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
强烈建议，国家要清查这股神秘力量，正本清源，还企业家们一个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