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夜读│何志毅：一流企业有什么一流基因？

1989年的春暖花开草长莺飞之际，我们三十多位国有干部被国家经委选派，到位于纽约哈德逊河边克劳顿村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管理学院进修学习，通用电气管理学院当时号称企业界的哈佛商学院。某天的课前，我们一起站在阶梯教室的大玻璃窗前，看着如日中天的全球明星企业家、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乘坐的直升飞机缓缓飞来，在窗外的停机坪上徐徐降落，他从公司总部专门来为我们授课。彼时，我们对通用电气的管理模式和“数一数二”的经营战略，以及对杰克·韦尔奇本人，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彼时，中国的GDP为3477.68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十一，在西班牙之后；相比美国的GDP的5.66万亿美元，中国仅为美国的6.2%。彼时，中国没有股票市场，没有一家上市公司。

2022年的春暖花开草长莺飞之际，我在松山湖的华为大学漫步，弹指一挥间，34年过去了，回想当年的通用电器管理学院，二者的差距何止是小巫见大巫。现在华为的各项主要经营指标都超越了通用电气公司，与思科公司不相仲伯，华为大学应该也绝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所企业大学。没有去过的人不可想象，一个企业大学能够如此壮观。此时，中国GDP已占到了美国的70%左右，稳居世界第二。此时，尽管美国又有了自己新的明星企业和明星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当仁不让的也走到了世界前沿，有资格冲击世界一流企业。此时，中国A股市场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在全球有6000多家上市公司。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央提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令人振奋。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100周年校庆活动，我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江泽民的讲话，他宣布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就是“985”计划，至今我仍然记得当时参会的北大师生员工们欢欣鼓舞、掌声雷动。24年过去了，现在提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正当其时。国家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的基础是产业，产业的基础是产业的领军企业。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高质量产业，中国的高质量产业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产业领军企业。换一句话说，没有产业领军企业，就没有高质量产业；没有高质量产业，就没有高质量经济；没有高质量经济，就不是强国。

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过程中，首先有对标的问题，我们应该向谁学习？有没有一个可以对标的样板或者数个样板的集合？在当今全球市场经济环境下，除了少数非市场导向的特殊企业，各国优质企业基本上都集中在上市公司里；而且，上市公司的信息比较透明，有利于进行全球比较。因此，我试图在全球上市公司的样本中寻找对标企业样板。我反反复复思考：首先，有没有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我想，即使有标准，世界一流企业也可能是每个人和机构的主观认定。这引发的问题是，中国现在有没有世界一流企业？另外我在想，世界一流企业会在一个什么数量级上？中国的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单位以多少为宜？

我参考了奥运会和世界大学排名。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共设置448个项目，产生448枚金牌、1344枚奖牌。其中，中国共获得47枚金牌、103枚奖牌。因此，如果我们用金牌数界定，世界上共有448个世界一流运动员（运动队），中国有47个。如果用奖牌数界定，世界上共有1344个世界一流运动员（运动队），中国有103个。即使采用宽标准，中国的世界一流运动员（运动队）数量约为百人左右。我再参考世界大学排行榜。世界上有四个著名的大学排行榜，中国的大学在四个大学排行榜上前三十名以内的平均数为1.5家，在前三百名以内的平均数为22家，在前六百名以内的平均数为51家。此外，中国教育部公布的双一流大学147家（原来的双一流指42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单位和105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单位，现在不作区分统称为双一流大学）。结合国际排名和国内政策两个因素，我认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单位数量应该在百家左右。那么，中国现在有没有世界一流企业？我认为还没有。如果借鉴教育部用的“建设单位”说法，中国现在的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单位设定在100个为宜。我们不仅现在很难界定，甚至以后也很难界定，谁是世界一流大学、谁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例如，今天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被全球四个排行榜排在前30名以内，但它们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排名位置稳定合理时，也许它是否世界一流就不重要了。例如，当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被四个大学排行榜都稳定排入前十名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设立一个全球企业排行榜。

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寻求建立一个可以涵盖世界一流企业的排行榜。说到企业排行榜，不能不先说说“世界500强”。我做这个研究有很多原因，表面动因之一是受“世界500强”排行榜的刺激。第一、它容易误导我们。当中国的GDP水平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时，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超过美国了？那么意味着我们的企业单体实力强过美国企业了？实际上我们产业和企业的单体实力与美国的差距比GDP的差距更大，我的研究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中国企业的“世界500强”情结太重，其它国家基本没有这种状况。这是因为早年中国企业太小，太渴望成长，而对标的只有“世界500强”造成的。现在，更要看到其不足（例如它只用营收指标排名、它偏向于大规模产业中的企业、它有大量的亏损企业），中国企业尤其上市公司，不能再仅仅求大，要求强，要求优。第三，“世界500强”只是美国一个《财富》杂志的排行榜，它自己也没有说强，只说“GLOBLE 500”，为什么到中国变成了强？为什么有这么巨大的影响力？中国能否出一个更合理的排行榜？进而，中国能不能与美国《财富》、英国FT、标普、穆迪等同台竞技？中国能否参与产业标准、产业分类、产业和领军企业评价、以及各种全球指数的制定，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为此，我们精心设计了《世界级企业100》和《中国企业100》的排行榜。它有三个前置性条件，一必须是上市公司；二必须是GICS的158个产业的前四名，我们称之为产业领军企业；三必须有20年以上的历史。然后我们设计了两大类指标，首先是规模指标，它是市值、营收、利润的综合值，然后是产业指标、效率指标、社会指标，共有12类二级指标，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和计算方法。这些内容已经在《上海证券报》的“上证研究”中发表，在此不赘述。这样，我们可以把《世界级企业100》作为世界一流企业的参考对象，把《中国企业100》作为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单位。我一向认为，任何排行榜的多少名以内算是世界一流，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我们先用这100个单位来作为第一批示范单位，这至少是我们作为学者和学术研究机构的一种判断和期许。

其实任何企业都可以为自己戴一顶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单位的帽子，并不需要谁来授予、谁来加冕。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首先是企业自己的决心，有了这样的决心，就会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也许这需要两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奋斗。我在瑞士留过学、办过学，我并没有看到瑞士政府鼓励雀巢、诺华、罗氏、ABB等公司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公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大力倡导和鼓励中国企业争取成为世界一流，是一件大好事。我们要做的，首先是精神鼓励和道义支持。其次是市场认同，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上用人民币投票选择这些公司。再者是国家在各种资源配置上给予倾斜，包括各种金融资源、产业资源配置的倾斜，和对这些企业一企一策的具体关心支持。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企业自觉主动，坚持不懈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研究用九张数据图谱画出全球格局下各个国家的产业和领军企业状态，我们会年复一年的出具研究报告。尽管今天中国的产业领军企业与世界强国的差距还很大，但势不可挡。

我们评选出来的100家世界级企业，平均市值为3019亿美元（约19477亿元人民币），平均营收为1158亿美元（约7471亿元人民币），平均利润为155.8亿美元（约1005亿元人民币），股东权益平均值为816亿美元（约5264亿元人民币）。资产回报率为29%，销售利润率为17%。以上数据可以作为我们对世界级企业100的综合印象和总体对标值。其中市值最高的是苹果，营收最高的是沃尔玛，利润最高的也是苹果。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苹果是目前世界级企业的天花板。其年平均市值达到23,223亿美元（约15.0万亿元人民币），营收达到3,658亿美元（约2.4万亿元人民币），利润达到947亿美元（约6100亿元人民币）。

就产业分布而言，世界级企业100涵盖了全球产业分类标准的54个产业，比财富500强企业多14个产业。其中有产业冠军54家，产业亚军28家，占了82%。只有少数处在大规模产业的企业，例如处在综合性银行、综合性石油天然气、制药、互联网与直销零售等产业的前4名，才有可能进入世界级企业100。

从企业的国家属性来看，能够拥有世界级企业的国家只有14个。在世界级企业100中，美国占据了57家，中国占据了15家，德国占据了6家，其他11个国家所拥有的企业均在4家以下。而且我们注意到美国资本在股权上实际上控制了另外4个其他国家的世界级100企业，因此美国及美国资本控制的世界级100企业为61家。中国所占据的15家中，内地企业12家，中国台湾企业2家，中国香港企业1家。中国台湾企业是台积电、鸿海精密，中国香港企业是友邦保险。如前所说，友邦保险实际上是美国公司。

不计中国内地企业之后，世界级企业100排行榜的前20名是苹果、微软、沙特阿美、阿尔法贝塔、亚马逊、伯克希尔哈撒韦、沃尔玛、摩根大通、三星电子、丰田汽车、台积电、联合健康集团、强生公司、大众汽车、家得宝、雀巢、维萨、宝洁、威瑞森电信、美国银行。以上只有三星电子、大众汽车是产业亚军，美国银行是产业殿军，其他全部都是所在产业的全球冠军。

在世界级企业100中，中国内地企业有12家。我们按照同样的指标体系选出中国企业100家时，这12家企业的排名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在综合银行产业里，没有在全球产业中排名前4、但在中国产业中排名前4的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入选后，会使排在之后的其它企业的名次有所下降。但是这12家企业都排在中国企业100的前20名，并占据了前7名的位置，名次最后的一名成了中国企业100第19名。中国企业100的前20名是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贵州茅台、中国石油、中国平安、华为、中国石化、中国移动、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筑、京东集团、中国人寿、宁德时代、五粮液、美的集团、中国中铁、上汽集团。它们构成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第一阵营。

2016年，何志毅教授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院长、台湾政治大学商学院院长一起拜访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

这20家企业的平均市值为12417亿元人民币，营收为9009亿元人民币，利润为1058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9138亿元人民币，平均销售利润率为17.34 %，资产回报率为13.94%。以上数据可以作为我们对中国第一阵营20家企业的印象。中国第一阵营的20家企业与世界级企业100的平均值比较，市值差距很大，营收略高，利润相当，净资产较高，平均销售利润率较低，资产回报率略低。

1999年，何志毅教授带研究团队赴联想集团采写案例时，与创始人柳传志先生等合影

在这20家企业中有5家是全球产业冠军：贵州茅台、中国平安、中国移动、中国建筑、美的集团。有6家是全球产业亚军：阿里巴巴、工商银行、中国石油、华为、中国人寿、宁德时代。中国企业100分布在全球产业分类标准的58个产业中。在这100家企业中，国企占据52家，其中央企33家。就地域分布而言，北京31家，广东17家，上海9家，浙江8家，其他另外18个省市35家。

2020年，何志毅教授作为曹德旺先生捐赠成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与其共同考察捐赠项目。

在研究全球领军企业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意外收获：在全球158个产业的632家产业前四名的企业中，存在193家百年以上历史的企业，平均年龄138岁，我们称之为百年产业领军企业，它们占了全球产业领军企业数量的30.5%。而且，在不少产业的前四名、或者前四名中的三个公司都是百年企业。我系统地计算了这些企业的平均市值、营收、利润、股东权益、销售利润率、资产回报率，基本高于全球领军企业的平均数据。我再计算了其中历史高于平均数138年的公司数据，又高于百年企业的平均数。这证明了百年上市公司不是梦，百年上市公司未必弱，这为我们建设世界一流上市公司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和愿景，在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后，还要争取成为百年、二百年、甚至千年公司。在这些企业里，有很多赫赫有名的百年品牌，例如西门子、欧莱雅、宝洁、摩根大通、高盛、可口可乐、标普、戴姆勒奔驰、三菱、辉瑞、雀巢，等等。企业稳固长久的市场地位和产业地位会带来稳固持久的效益，这是企业长治久安的根本。一个度过百年岁月的企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经济衰退、社会动乱，甚至瘟疫、战争等等，而且必须要经过四到五代领导人的变更，但是百年企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穿越历史，长盛不衰。就其共性而言，第一是长期专注于某个产业和某类产品的深耕细作、精益求精；第二是与时俱进地的不断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第三是对内建设深厚的企业文化和对外建设强大的品牌，并有合适的公司治理结构作为支撑；第四是追求稳健适度的发展、对各种风险有良好的预防能力和控制能力。

2002年，何志毅教授邀请李宁先生参加其主持的电视台节目。

回顾大历史，中国、美国、日本公司大致都起源于1865年前后，在美国是南北战争的结束，在日本是明治维新的开始，在中国是洋务运动的起步。中国的洋务运动比明治维新还早一些，但是中国多灾多难，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然后又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和社会动乱、政权更迭。因此，大部分中国企业的历史从1980年后开始，至今大约40年。但是我们的经济、产业、领军企业已经稳居全球第二的位置，此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恰逢其时。未来的半个世纪对我们极其重要，首先是2035年，然后是2049年的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然后是2079年的改革开放100周年。

我是1977级的本科生，受到时代影响，当年只报考理工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的省属产业部门，那时的部门叫作“省国防工办”，也叫“省电子工业局”，我被分配到一个用四位数字作代码的原国防工办系列的工厂。恰逢其时，这个工厂要向计算机产业发展，首先做计算器，然后做工业控制单板机，然后做个人计算机，当时主要的方法是进口与仿制（国产化）。于是我成为了中国最早从事计算机产业的一代人。我因此有机会接触了IBM、惠普、思科等跨国大公司。我1985年第1次到美国访问，后来陆续参观拜访了这些公司以及美国的其它信息技术公司。1989年我参加GE公司专门为中国举办的培训班，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学习和实习了三个月，全面参观了解了GE公司的运作体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7年我也在国家安排下受瑞士政府资助，在瑞士IMD学院进修，班上很多同学都是欧洲著名跨国公司的干部。因此我对跨国公司有很多了解和直观的印象。当时，我们的实力与之有天壤之别，不可能想象中国企业可能赶超这些跨国巨型公司。

1998年，何志毅教授带领研究团队赴海尔采写案例，与创始人张瑞敏、总裁杨绵绵等合影

在地方产业部门与国有地方国有企业工作了10年之后，我考上了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师从中国产业经济学学科带头人苏东水教授，获得了博士学位。我的博士研究课题就是国有企业宏观战略改革，把全部国有企业视为一个整体，从两个角度：资产所有者的角度和国民经济管理者的角度来分析国有企业的作用、国有企业所分布的产业和应该从事的产业、对标的对象、发展的方向、发展的路径等等，这与今天的研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博士学习结束后，我有幸成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和曹凤岐老师的博士后，然后留在光华管理学院任副教授、教授、博导。我在博士后研究期间从事的一项主要工作是中国企业管理教学案例库建设工程。我配合厉以宁教授、曹凤岐教授圆满地完成了这一项教育部下达的985重点工程。同时，我是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在10余年时间内，走访了大量各种企业，采写了大量的案例，出版了一系列案例著作和教材，也为中组部和国资委编写过教材。现在回想，这都为我今天对全球格局下的中国产业及中国产业领军企业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9年，何志毅教授邀请TCL集团创始人李东生先生赴北京大学进行案例研讨

我坚定地认为，作为产业和企业管理的学者，要实实在在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能只在象牙塔中发表没有实际价值的论文。今天，过去的各种阅历、经验和成果因缘际会，使得我将世界一流企业和中国产业的研究作为历史使命。幸运的是，今天中国的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产业的主力军，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建设单位，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单位既要对标全球一流企业的样板，又要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彰显中国文化和制度的烙印。学者们有责任参与这个过程并写出精彩的历史篇章。

中国企业赶超世界一流企业的过程波澜壮阔、可歌可泣。我的研究是一年一年的横截面，这个横截面连贯起来就是历史的一脉。有人说创造历史难，书写历史更难，这可能是书写者的说法，创造历史的英雄们未必认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后人看历史只能看文字，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史料中，某一阶段的某一方面未必能占太多篇幅。例如，我们要了解从春秋到秦汉时期的商业和商人，则只能阅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有基本商业概貌和商业文化，有秦始皇为她筑“怀清台”的经营朱砂矿的巴寡妇清，有从事冶铁而“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似人君”的蜀卓氏，有从事畜牧业、农业的“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栗以万钟计”的桥姚。百年后，千年后，当我们的后人回顾这段历史时，它能否比《货殖列传》和各个朝代的《食货志》精彩？为此，历史的创造者和书写者们都需要加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