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7月5日，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第二届毕业典礼举行。（视觉中国/图）
整整十年之后，郄博宇还对2011年1月那场自主招生考试记忆深刻。在一间教室里，试题直接由时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当面给出，每位学生拿到一张白纸，写完当堂提交。
“有三道题，考的不是数理化知识，是比较开放、创新的问题。”但他已经记不清具体的题目了。随后，一位老师给他做了智商测试，几位教授和他聊了聊他想做的研究，以及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
彼时，南方科技大学（下称“南科大”）刚获教育部批复同意筹建不到一个月——2020年12月20日，南方科技大学举行了建校十周年庆祝大会。
包括郄博宇在内的45名学生，通过这样的自主招生考试成为了南科大首届学生。郄博宇说，其实学校录取了46名学生，但有一名学生很快便放弃了。
他们的平均年龄在16岁左右，低于普通大学新生。年龄最小的是被誉为“神童”、仅十余岁的苏刘溢。但接下来，他和另外3名学生陆续退学，最终首届毕业人数为41人。
南科大创建之初，就以改革者的形象闯入中国高等教育界。它当时所提出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理念，让首届学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的参与者，因此，他们的班级也被称作“教改实验班”。
十年后，这41名学生，有人在国外仍然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科研，有人在深圳创业、寻求科研成果转化之道……被问及南科大时光，他们仍然毫不掩饰对创新型大学的向往，而当年他们在理想碰撞现实时遭遇的迷茫与纠结，都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着借鉴。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这41名毕业生，半数以上选择了出国深造，研究领域集中在物理、化学与金融数学。有两名学生去了企业就业，一个去了华为，另一个去了大族激光。仅有一名学生选择了创业，一开始依托的正是南科大的实验平台和技术。
这名学生叫张至。2020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的启动仪式上，他作为唯一的大学生创业者和科技创业者代表，与李克强总理连线交流。
“我们没有教育部授予的文凭，国内是没法继续读书或者考公务员的。大企业也不认。”回忆起首届教改班同学们的去向，柳泱的语气有些遗憾。
这是他们入学时就作好了的心理准备。有人后悔，也有人坚持下来了。
郄博宇的父亲是外企高管，母亲是四川大学的老师，从小家庭氛围就比较民主，父母习惯尊重郄博宇的想法。十年前，当郄博宇考虑是否选择南科大时，父母只是替他分析了利弊，让他自己决定。
彼时，他已经考了中科大少年班，原本的目标是北京大学，但南科大的宣传让他动了心。按照宣传来看，他们即将享受的教育资源可谓是相关学术领域的“一流”，“几乎都是院士来上课”。作为川大老师的母亲告诉郄博宇，院士教学，在国内的一流高校也是难得一见的。
不过同时，母亲也提醒郄博宇，南科大作为一所新学校在体制内尚未被承认，能否真正兑现招生宣传的承诺也是存疑的。总体上，家里还是支持郄博宇的。
同学张至的家长顾虑要大一些。毕竟是自授学位，没有“官方认证”，但他们最后还是尊重孩子的决定。
选择南科大，郄博宇和张至都没有太多犹豫。时至今日，郄博宇总结理由还是那句话，“interesting，挺有意思的”。
这种对“有意思”的向往，用柳泱的话来说，源于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对突破固有大学范式的冲动”。
十年前的南科大拒考风波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那是教育部为首届学生提供的一次“官方认证文凭”的机会，而他们全体拒绝了。如今回过头来再看，柳泱很难说得清，自己当初放弃这最后一次机会，是不是也因为“对突破固有大学范式的冲动”。
2011年6月，为了争取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教育部将报名时间一再顺延，但直到高考当天，教改班全体学生还是拒绝了。柳泱记得，当时深圳市教育局来了人，极力劝说他们，“哪怕是走进考场待一会再出来”。并且承诺，参加高考就能获得教育部承认的学籍和文凭，但学生们普遍认同校长朱清时的理念——文凭让社会来承认。
柳泱坦承，其实当时学生们的想法并非全部相同，但最终呈现为一致行动的共同体。“不乏被裹挟吧。大家都不考，我去了，那我就是与我支持的改革背道而驰。”
十年之后，对于拒绝高考的一致行动是否后悔，柳泱只回答，当时朱清时就是否支持学生参加高考对媒体的表态——“学生的前途要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用了十年，总算是明白了这句话。柳泱毕业时本想竞聘一家央企的科研岗，但最后卡在了文凭。
“自授学位”在第二年就取消了。对此，时任南科大筹备办副主任韩蔚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自授学位”并没有写进南科大的办学计划，当初只是由于办学工作亟需推进，在国家尚未正式批准下提出的暂行办法。
张至倒是毫不避讳地打趣说自己是“幼儿园文凭”。“所谓的毕业证，其实我高中、初中、小学都没有，我在中科大少年班，都是提前一年毕业的。”
张至更愿意把去南科大读书看作自己的“第一次创业”。他给自己在这场“创业”中的定位是参与者、见证者。
他举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来说明这段类似创业的人生经历。
张至回忆，外界只知道南科大学生进实验室的时间早于其他高校，并不知道，首届学生实际上在进实验室的过程中参与“搭实验室”。
实验室的搭建过程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不是简单地根据预算考虑设备“买买买”。张至进实验室时，那是一个空屋子。怎么搭建？学生可以和教授商量，根据教授的项目、学生的项目综合考量，采买哪些设备。
从采买设备的先后顺序，到设备的摆放、使用频率的高低，学生都参与其中。“学问非常多，这对我们以后不管是做科研，还是创新创业，帮助其实很大。”张至解释，“已经有个实验室放在那让你进，和亲手搭建一个自己的实验室，你和实验室的联结是完全不同的。”
相比创业的张至，郄博宇更符合首届毕业生的主流。他出国读博，如今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十年后，南科大仍然在他身上留下印记，在他看来，那是一种良好的“taste”（品位）。正是由于对“taste”的信仰，郄博宇选择了他现在的课题组，跟着化学家Felix R. Fischer做一种石墨烯纳米带。郗博宇觉得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他更愿意去做一些很前沿的东西。
教育部文凭是没有的，但首届学生所拥有的，被往后几届学生艳羡不已——和学术大师面对面的机会。
教授物理课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叔贤和从华中科技大学退休的李元杰教授，线性代数由从清华大学退休的张贤科教授主讲，负责微积分课程的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
此后几届学生，很难再有如此机会。一名南科大2012级学生回忆，在老校区时，教改班的学生因为与教授们住上下楼，可以随时交流，晚上出个门就能碰到。到了他们这届，教授大多住在校外或是教师公寓，“如果没有约好，也很难自己去找（老师）”，更别说约院士了。
郄博宇至今对每一位老师如数家珍。科研的“taste”问题是蒋伟老师上课时不断强调的；而刘心元老师会讲述他们自己的科研做出成果的过程——那些经历，让大家知道做科研的艰辛和成就感。
这两位当时都是从美国顶尖化学研究所——斯克利普斯（Scripps）加盟南科大，并在此后十年成为南科大化学系的中坚力量。
“不能说他们告诉了我这个taste是什么样的，但他们让我意识到科研的品位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郄博宇说，首届学生确实能直接接触到新一代一流化学学者，并在耳濡目染下进行自我探索，久而久之，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科研品位。
一位曾短暂参与南科大筹建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透露，当时不少有名气的教授，其实都是因为和朱清时的私交去上了一段时间的课。
最初，南科大一度将港科大视作改革的模版和追赶的方向，但双方的合作无疾而终。其中，最大的分歧指向招生开学前，是否应制定完备的人才培养方案、招募齐教师团队等。港科大方面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南科大的选择是“先开学”。
对此，至今仍在南科大任教的一位教授解释道，内地情况毕竟特殊，当时为了加速办学流程，不耽误招生良机，只得“先把课开起来”。
别说没有完备的培养方案和教师团队，连校区，投入使用的还只有两栋楼。大一、大二上的是通识课程，大二下学期，教授才开始让学生们找国外大学开课的资料，提一提对专业方向的思考——这就是首届学生最早经历的“2+2”弹性人才培养模式。
前述南科大教授说，之所以提出来“2+2”，是因为国内大学转专业难度很大，而国外大学在这方面很灵活，给学生留有足够的选择确定的时间。
但当时学校并没有足够资源开那么多通识课，老师大多是兼职。在他看来，南科大当时的人才培养方案“十分自由”，学生可以随时退、选课程，也可以跟老师聊你想选什么样的课。而教授在课程内容设置，乃至整个人才培养体系规划上，享有极大的话语权。2012年，根据学校教授的专业背景，组建起5个系6个专业，这是南科大首批院系和专业。
柳泱说自己到了大三，在专业方向上还处于比较迷茫的状态，物理和化学都上了，“实际没那么多课可选”。
郄博宇则同时上了物理系、数学系和化学系的课，最后定了化学系。
到毕业时，每个学生都有了个课程组合，课程组合是基于往哪个方向去，逐步对应某一个方向的培养计划，就可以拿到哪个方向授予的学位证书，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韩蔚认为，不同于大多数高校整齐划一的人才培养方案，当时南科大的个性化在于，“即使咱俩都是物理系毕业的，但咱俩课程的选择、选择时间都不同的，主干课程相同，其余课程不同。”
学生参与课程制定，韩蔚说这并非制度安排。只是因为当时学校规模特别小，学生少，学生跟教授的关系非常亲密，教授在搭建教学内容时征求学生意见，实际上是一种个人行为。
放到今天看，全中国也没有能和校长、教授走得如此近的大学生了。柳泱回忆说，当时朱清时能叫得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知道他们的性格特点、特长爱好。在食堂里，还经常能碰见朱清时和学生聊未来的规划。
学校里重视科研的氛围十分浓厚。“不夸张地说，我的同学们当时有那种理想和信心去说，未来我想成为哪个领域的科学家。”柳泱说，以至于毕业时教授其实并不鼓励学生找工作，都希望学生能申请出国深造。
绝无仅有的师生关系下，学生的任何声音都能快速得到回应。
学生参与学校事务更主动。学校想制定夜间断网断电的时间段，立即遭遇反对。郄博宇回忆，当时同学们和校方据理力争，甚至去抗议。
“学校考虑不断网学生会不会打游戏，我们就说断网之后，想打游戏的同学还可以去外面的网吧，但对于想学习的同学来说，要上网查资料，查不了了怎么办？如果断电，我想看书，看不了怎么办？”郄博宇说，通过一番博弈，最终学校作罢。
这样的沟通与博弈，后来越来越少。而南科大老师也坦承，同样逐渐减弱的，还有教授们的话语权。
韩蔚指出，起初提出“教授治校”，是因为中国大学普遍存在比较官僚化的情况，为了强调教授在大学管理中的作用。在2013年之后，“教授治校”就改成“教授治学”了。
早期的“教授治校”是教授直接、更多参与学校管理。“我们也尝试着让教授在治理学校的过程中参与一些工作，但在实践中，我们认为教授治校确实成本很高，时间很紧张，教授的主要责任还是学术建设。”韩蔚说。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先是在学术委员会，教授的意见可以对人力资源的权力调配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南科大成立了教授会，它有推介学术委员会成员的权力，也有参与学校重大事项进行讨论、表决的权力，甚至约谈行政部门、对工作提出意见和反馈的权力。教授会三年一任期，现在已经到了第四届，主席也是教授们推选出来的。
十年间，南科大的学生人数从四十余人到一两百人再到一千余人。自主招生固定采用“631”模式，高考成绩仍是重点，占考核评价的60%，学校考核占30%，还有10%是平时成绩。
那41名首届毕业生，毕业后的去向，也成了验证改革成败的指标。大多数决定申请国外高校的学生，都求得了朱清时或是其他权威教授的一纸推荐信，这在后来也是少有的。
柳泱说自己既是期待改革的人，也是“被改革的一员”。“十几岁的时候判断力肯定不如现在，现在回头看也有困惑，还在成长。”
十年后接受采访，他们多了几分稳重，大多不愿被贴上“理想主义的标签”。郄博宇也不再是当初穿着背心就冲到媒体镜头前呼吁“坚定改革”的少年，他现在不希望社会把这届学生看得太特殊。
对于韩蔚这个坚持了十余年的改革者，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是她期待政府在大学的建设投入方面更加灵活。“最明显的是财政——现在给的钱是够的，但用钱的程序很复杂。”韩蔚也坦承，“这是各级政府事权，能不能改也不一定，深圳相对而言在全国已经是最开放的了。”
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联系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希望能请他回顾十年前这场教改的得失，截至发稿前未得到回复。
郄博宇说自己上次回成都，朱清时请他去岷江饭店吃了顿饭。聊到对南科大发展的看法，朱清时认为，南科大能带动中国的整个科研体制往前走一点，他就觉得非常的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