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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是制造业大国，201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比重超过美国。但我们不要忘记，200年前中国就是制造业大国，而且远远领先于任何其他国家。1750年中国制造业产能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英国只有1.6%，不到中国的5%；1800年中国制造业产能仍然占世界三分之一，甚至比1750年还高一点，英国相当于中国的12%；即使到1830年，虽然中国占比下降到29.7%，英国仍然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但又过了三十年，也就是到1860年时，英国超过了中国(19.9%比19.5%)，之后中国一路下滑，英国进一步攀升。1880年英国占比达到了22.5%的最高点，中国降到12.5%，低于美国的14.5%。1890年美国超过了英国。1990年美国23.7%，英国18.5%，中国6.3%。1973年，美国制造业产能占世界的比重与1800年的中国相当（33%），而中国占比（3.9%）与1800年的英国相当（4.1%）。
所以说，中国实际上很早之前就是制造业的大国了，现在只重返制造大国。
但是，无论200年前还是今天，中国远不是制造业强国。
制造业有哪些核心技术和创新来自中国？几乎没有。我们制造的产品的品质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哪怕牙刷，这个据说是中国人在1498年发明的东西，现在从国外买的就比在中国买的好使。中国能制造的东西发达国家都能制造，只是他们不愿意制造，而发达国家能制作出来的好多东西中国制造不出来。中国能生产大部分产品，但生产这些产品的许多机器和原材料中国还生产不了。比如说，中国已经有了干细胞产业，但收集婴儿脐带血的包装袋还必须进口。
所以说，中国制造业是大而不强。
变成制造业强国要靠创新
中国是如何重返制造大国的？简单地说，就是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外企业家充分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300年积累的技术和管理进行套利活动，将中国推上制造业大国的位子。中国真正能制造的依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品，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品基本上还是组装。在中国重返制造业大国的过程中，外资企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目前出口产品的40%以上是外资企业做的。
中国未来如何成为制造业强国？中国不可能靠套利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变成制造业强国。套利只能使中国变成制造业大国，不能使中国变成制造业强国。只有创新企业家的创新才有可能把中国变成制造业强国。重返制造业大国靠套利就可以，变成制造业强国要靠创新。
无论英国、美国、德国，还是日本，变成制造业强国靠的都是一大批创新企业家，他们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产品、新的原材料，创造了新的产业、新的组织形式、新的管理方式。历史上一大批有名的企业家，没有他们就不可能使他们的国家变成制造业的强国。比如，英国的约翰·威尔金森，马修·博尔顿，理查德·阿克赖特；美国的安德鲁·卡耐基，伊萨克·辛格，乔治·威斯汀豪斯，托马斯·爱迪生，约翰·洛克菲勒，亨利·福特，斯蒂文·乔布斯，比尔·盖茨；德国的卡尔·本茨，戈特利布·戴姆勒，维尔纳·西门子；日本的丰田，本田，盛田昭夫；等等。这些都是创新企业家，甚至是创造新产业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目前还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新产业。
创新有赖于企业家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体制和政策环境。创新对体制的要求，要比套利对体制的要求高得多，因为创新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更长的周期，只有企业家有足够的耐心和更长远的眼光，才会创新。
中国的体制总体来讲，是套利型的体制，不是创新型的体制。要变成创新型体制，我们要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私有企业的自由发展，和人口的自由流动。这些都依赖于法治，特别是对私有产权和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
创新的地区间差异
经济学家衡量创新有三个指标，分别是R&D投入密度、专利数、新产品销售占比。这三个指标虽然有严重的缺陷，但还是有些参考价值。如果用这三个指标看，中国过去十多年还是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中国R&D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由2008年的0.6%变成了2018年的2.19%，超过了欧盟28国的平均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密度从2008年的0.61%上升到2018年的1.23%。中国的专利数量在过去也有很大增长。2000年到2018年间，国内授予的总专利数增长了23.7倍，其中技术专利增长了54.8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从2010年10.4%上升到2018年18.8%。
中国何以取得这些进步？这些指标在不同地区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以下“地区”以省为单位）。以2016年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密度最高的省是1.43%，最低的只有0.233%；每万人平均专利授予数最高46.3件，最低的0.7件；新产品销售占比全国平均15.1%，最高32.7%，低的只有1.7%。所以说地区间差距非常大。
这些差距怎么来的？一是市场化程度不一样，二是所有制结构不一样，三是对方开放程度不一样，四是人才流动和城市化也不一样。
在过去三四十年里，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地区间差别也很大。根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市场化指数，我发现市场化程度对研发密度有很大的影响。2016年，市场化指数提高1个点（最高指数为10），工业企业R&D密度上升0.0013；要素市场化指数提高1个点，工业企业研发密度提高14%。再看每万人平均授予专利情况：市场化指数提高1个点，人均专利授予数增加45%。市场化程度对新产品的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也有显著的影响：2016年市场化指数提高1个点，新产品销售占比提高27%。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政府的干预对创新也有很大的影响。同样以2016年为例，平均每万人拥有政府的机构数增加1%，人均专利下降1.7%；公共部门就业比重如果上升1%，人均专利下降1.95%。所以说，更大的公共部门、更多的政府干预，对创新有不利的影响。
再看一下所有制结构对创新的影响。大致来讲，私有企业数量增加1%，人均专利上升0.844%；国有控股法人比重上升1%，人均专利下降1.5%。城镇私有和个体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每万人拥有的人均专利会增加1.22件。国退民进的地区和国进民退的地区有一个巨大的反差。2011年到2016年期间的数据显示，国退民进步伐越大的地方，创新能力也越高，如果用人均专利来衡量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工业企业研发密度随国有控股资产比重的上升而下降，随私有资产比重和外资比重的上升而上升。亿元资产平均专利申请数和新产品销售占比也呈现出类似的情形。
贸易进出口和外资与创新也显著相关。2016年，贸易依存度（进出口占GDP比率）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专利申请数增长0.72%。如果贸易依存度从10%上升到15%，人均专利上升25.5%。人均利用外资增加1%的话，人均授予专利数可以增加0.078件。
现在看一下人口流动如何影响创新。中国有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之分，这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方便。2016年一个地区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授予数增加0.77件。外省籍人口比例上升1个百分点，每万人专利授予数可以增加1件。外省籍人口低于5%的省，没有一个万人平均专利超过15件；而外省籍人口超过15%的省，没有一个省的万人平均专利会少于20件。
城市化率对创新也有显著影响。大致来说，一个省城市人口比重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专利授予数上升6.7%。如果城市人口比重上升10个百分点，人均专利授予增加98%。
城市规模也会影响创新。300多个地级城市数据显示，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创新能力越高。这个“越高”不是指绝对数，而是指人均数：城市人口规模增加1%，专利授予数增加1.44%。这样，如果一个城市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2倍，前者的总专利数是后者的2.7倍，人均专利是后者的1.35倍。常住人口相对户籍人口提高1%，每万人专利数增加0.36件，也是非常显著的。
科研支出也类似。一个城市的人口增加1%，科研支出可以增加1.1%。如果一个城市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科研支出将是后者的12.7倍，人均科研支出是后者的1.27倍。
人口流动与创新的关系
按照总专利数算的话，中国十个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依次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苏州、东莞、杭州、天津、成都和宁波，其中三个在广东，两个在浙江。这10个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0%，专利授予数占全国的35%。按人均专利授予数算的话，深圳第一，东莞第二，苏州第三，北京第四。2017年，深圳人均专利授予数是北京的1.5倍，全国的6.1倍。
为什么这些地方的创造能力这么强？与我前面讲的市场化程度等因素都有关系，我这里强调一下外来人口的重要性。
这十个城市平均起来常住人口是户籍人口的1.63倍，最高的是东莞（4.27倍），其次是深圳（3.31倍）。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的常住人口当中只有35%是广东人，其他的65%来自全国其他省份，这或许是深圳创新能力强的重要原因。当然，跟国际大城市相比，深圳在人口结构方面还不够多元化。纽约2016年总共有835.8万人，37.5%出生在国外，其中有40万是出生在中国的人，占纽约人口的近5%。伦敦2016年60%的人口出生伦敦之外，34%出生在英国之外。伦敦出生的人口54.7%母亲出生在英国之外。
人口流动与创新的关系值得特别强调。从全球范围看，移民国家和地区的创新最为突出，美国、瑞士、以色列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瑞士的钟表业最初是靠法国流亡者做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瑞士钟表业复兴的最大功臣，是来自黎巴嫩的移民尼古拉·海耶克。
为什么移民对创新如此重要？有四个原因。
一是“移民基因”。D4-7和D4-4是两个等位基因。生物遗传学家发现，与拥有D4-4基因的人相比，拥有D4-7基因的人胆子更大，更不愿意安于现状，更喜欢冒险，而移民人口中拥有D4-7基因的比例更高，所以D4-7又被称为“移民基因”。上世纪80年代来深圳的是些什么人？肯定是愿意冒险的人。
二是“外来和尚好念经”。移民人口更少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既不受移出地规则的约束，也不受移入地规则的约束。一个人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父母之命可以不受，朋友的话可以不听，少了许多顾虑，心身自由，就更敢创新，更敢冒险。
三是“自食其力”。一个人处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没有靠山，没有关系，没有世袭爵位，没有政治地位，唯有赚钱才能获得一定的安全感，才有希望出人头地，因而有更大的压力去创新。
四是“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最具有创新性，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在一起，相互交流，新的思想火花就喷发出来了。这也意味着，中国未来不仅应该允许人口在国内自由流动，而且应该允许更多的外国移民进来。深圳虽然是个移民城市，但远不是个国际大都市。不要说与纽约和伦敦比，哪怕有10%、甚至5%的外国人长期在深圳工作，我想深圳的创新能力会进一步提高。
总结一下，我前面讲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 中外企业家的套利活动让中国重返制造业大国。
● 只有创新企业家才能使中国变成制造业强国。
● 跨地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是更多竞争，更少管制；更多私有企业，更少国企；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和人口的自由流动。
● 地区之间的竞争是体制的竞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同样是体制的竞争。
● 建设制造业强国有赖于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
● 不要阻止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城市的自然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