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012-0258
原文首发FT中文网
文 | 邵宇 陈达飞（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
前言：FT关于中国2020年总人口自1962年以来首次下降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最终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为准）。在“碳达峰”概念热议的当下，不少人感慨，“人达峰”优先在2019年实现了。人口增量方面，我们认为2020年有一定的特殊性，2019年不会真正成为中国人口总量的峰值。但是，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已经在2013年出现，其中，2017-2019年每年净减少超400万。该趋势中长期内都难以逆转，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和转型的大背景。
从增量或同比角度，下一个十年，中国会渐次预见各类峰值，如房（地产）达峰，城（市化）达峰，工业化达峰，经济总量达峰（最大经济体），债（货币）达峰，杠（杆）达峰，泡（沫，资产价格和估值）达峰，老（龄化）达峰等。这些都是可预见的大趋势，也必将意味着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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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正文：
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和“碳达峰”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约束，演化路径都有较高的可预见性，对理解国家战略和制定投资决策有较高参考价值。本文重点阐述“人口达峰”的经济含义，包含总量层面与结构层面。
人口统计学的一般经验是，根据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关系，可将人口增长划分为五个阶段（图1），各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年龄结构。这种变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会反作用于经济。
第1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人口金字塔的底部很宽（表明人均寿命很低），侧边为曲线，向上加速越窄；第2阶段：出生率仍处高位，死亡率开始下降，自然增长率开始上升，人口结构逐渐转变为标准的金字塔；第3阶段：出生率开始下降，死亡率降速趋缓，自然增长率继续上升，但边际趋缓，金字塔重心上移；第4阶段，出生率延续下降趋势，死亡率位于低位，自然增长率继续下降并趋于稳定；第5阶段：出生率上升或下行均有可能，但幅度较小，死亡率处于低位，自然增长率低位波动。
长周期看，无论是单一国家，还是全球整体，人口变化均符合上述五阶段特征。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不同国家所处的阶段不同。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第4和第5阶段，全球整体大致处于第3阶段向第4阶段过渡期（或第4阶段初期）。
随着死亡率已基本稳定，未来决定人口数量变化的主要是出生率（及寿命）。战后婴儿潮时期，每位女性平均生育5个孩子，人口增速在1963年达到峰值（2.2%）。当前已分别下降到2.45和1.1%，至本世纪末，总和生育率将趋近于2.1的稳态水平，全球人口增速会下降至0.1%，每年增长约350万人。经验规律是，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生育率越低。当然，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出生率有可能会再次上升，但升幅非常有限。以人类发展指数（HDI）衡量，拐点出现在0.85附近。
需在文明的演化中理解人口增长及其经济含义。“在任何国家，衡量其繁荣程度的最明确尺度都是人口增加的数量”（《国富论》，第8章“论劳动工资”）。这是亚当·斯密对人口数量变化的理解。《国富论》写作于工业革命初期，斯密所理解的人口与国民财富的关系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正如熊彼特所说的，18世纪中期之前，人们在人口问题上有高度共识，即“人口规模大、人口增加是财富最重要的象征，同时也是创造财富的主要原因”。
马尔萨斯于18世纪末出版了《人口原理》（1798年），对这一共识发起了挑战。马尔萨斯生活在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急剧膨胀欧洲，写作《人口原理》的目的是批判英国政府的《济贫法》修正案，它计划提高向贫困阶层的转移支付。马尔萨斯认为，这种做法只能起到短期效果，长期而言会使得更多的人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粮食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情欲是人的本性。人口膨胀是增加转移支付的必然结果。“长痛不如短痛。”马尔萨斯主张维持贫困的约束作用。作为牧师，马尔萨斯不可能没有怜悯之心，后人大多误解了马尔萨斯。
历史并没有按照马尔萨斯的剧本叙事。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曲线也是非线性的，而且比人口指数增长曲线更加陡峭。产生压力的不是人口增速过快，而是过慢。
为批判《凡尔赛合约》，凯恩斯写作了《和平的经济后果》。1937年，凯恩斯又站在马尔萨斯的对立面，发表了题为“人口减少的经济后果”的演讲。早在十九世纪20-30年代，英国就面临着人口减少的困境，这直接影响了有效需求的增长。凯恩斯在演讲中认为，英国已经迎来“人口达峰”，未来将是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世界。英国经验已逐渐在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兑现。
对经济增长而言，人口结构的意义同样重要。虽然全球人口总量仍将维持增长态势，但人口结构已经出现大逆转，劳动力不足已成是全球性难题。
人口结构兼具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含义，不同年龄段人口的生产、消费、投资和储蓄行为是不同的。将人口按年龄分为三组：年轻组（0-21岁）、工作组（21-60岁）和老年组（60岁以上），从经济增长、投资和储蓄角度来说，年轻组和工作组都有正向的影响，老年组正好相反。从通胀角度而言，年轻组有最明显的正向影响，工作组则有最显著的负向影响，老年组有轻微的正面影响。那么，在一个出生率下滑、劳动人口收缩、老龄人口增长和预期寿命延长的时代，经济增速有下行压力，而物价则面临上行压力。（Aksoy et al.，2019）。
日本经验中，老龄化与通缩并存现象具有一定的误导性，真正导致通缩的是少子化，而老龄化是胀的力量。日本的通缩与日元升值、对外直接投资、资产负债表衰退、以及全球人口红利均有关系。人口结构是一个慢变量，老龄化对物价的影响需在较长时期内观察。由于劳动契约、全球化、技术进步等因素对通胀的影响更显著，人口结构的影响往往被淹没。
由于人口基数的原因，中国的老龄化、少子化趋势对全球都有重要意义。中国的人口红利以及人口红利的消退，对全球有显著外溢效应。以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度量，中国在2014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74年降至全球平均水平以下，于1992年降至2.1以下。以人口抚养比度量，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出现在2010年前后。在人口红利的上升期和下降期，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曲线斜率都更为陡峭。人口演变的趋势是刚性的，无法扭转，只能对冲。
今时不同往日，世界人口红利都在消退（图2）。未来的世界，胀与缩的力量并存。人口结构老龄化、技术进步放缓、货币供应量膨胀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左转都是胀的力量，而贫富分化和债务压力仍然会从需求侧压抑物价。
悲观之余，也不缺积极因素。人口的惯性势不可挡，但它却并非左右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重要的因素。人口数量因素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总量层面，决定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是效率。即使是在总量层面（实际GDP），人口数量也并非决定性力量。指数化后，实际GDP增长呈指数增长，而人口数量则是线性的。剪刀差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而决定劳动生产率是知识积累、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
早至石器时代，人类就学会了使用工具辅助生产、生活活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进入到机器大生产时代，机器替代人类劳动的步伐加速。机器可从供给侧缓解劳动力不足，但却无法缓解有效需求不足。机器报酬属于资本要素所有者，机器替代人会压抑需求。实际结果取决于再分配制度。
在技术和资本面前，劳动（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经济持续繁荣的理想模式是：实际工资水平上涨、政府税基扩大和税收增加、企业高投资率形成正反馈——更高的实际工资产生更高的需求和更大规模的市场，从而有利于生产部门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获取高利润，推动高投资。同时，人力成本的提升又会倒逼企业开发劳动节约型的技术，鼓励企业创新。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有助于完善基础设施，增加对教育、基础研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增加人力资本，撬动企业创新。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
人口达峰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创新。零增长社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没有进入高收入阶段就陷入零增长。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人口角度看，与其说是潜力巨大，不如说是压力显著。唯有向创新型社会转型，才能挣脱低水平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