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经常在感叹，中国的长寿企业很少。
前几年，有一个很出名的统计，由专家学者专门进行，在日本，寿命超过100年的长寿企业，高达20000多家，高达200年的，有3000多家；美国、德国、法国的百年老店多达1000多家；而中国，超过150年老字号的百年老店，只有不到10家，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
不得不说，百年企业的出现，他不仅仅是几代优秀企业家努力的结果，还是现实中社会环境的产物，现在中国所谓的百年老店，大多数还并不是名符其实，比如同仁堂。
一九零七年，同仁堂乐氏第十二代子孙乐达聪在济南魏家庄创建宏济堂，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并誉为中国“三大名药店”。
1984年 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接任同仁堂经理。
1954年 同仁堂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
1957年 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正式成立，开创中药西制的先河。
1979年 同仁堂厂、店牌号得以恢复。
而现在的同仁堂集团，是一家拥有10家公司（包括两家上市公司）、两个生产基地、两院（同仁堂研究院、同仁堂中医医院）、两中心（同仁堂信息中心、同仁堂培训中心）的大型国企，横跨现代制药业、零售药业和医疗服务三大板块，员工人数超过2万人。
历史我们不必评说，但其曲折蜿蜒的故事，还是让人唏嘘不已。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更容易诞生更多的百年企业呢？
远离内战
任何战争对经济都是具备有破坏性的，但我为什么只是说要远离内战呢？
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
是他的设备，是他的资源，是他的管理团队吗？
不是，一个企业家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企业家本身。
经济学家坎蒂隆说：企业家使经济资源的效率由低转高；“企业家精神”则是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它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
简而言之，企业家是以自身私有财产损失之风险，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创造性生产的人。一个企业要长期存活下去，最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企业家本身。
现代战争史上，外部战争持续的时间往往有限。外部战争往往体现为国战，受战争资源约束，外部战争往往无法长时间持续，打一个十年八年的战争已经是非常长时间的战争历史了。
而在外部战争中，企业往往还会成为国战中的战争资源供给方，成为政府保护的重要目标，并不一定就受到毁灭性的影响。
而内部战争就不一样了。内部战争，是在一国之内以争夺政权为目的的战争，这种战争的残酷性甚至要远超外部战争。
所有的人都必须在战争中进行站队、立场选择，企业家也不例外。
而企业之目的，就是扩大市场，尽可能地服务于所有人，当企业家被迫站队时，那他的消费者群体都需要进行选择和判断，这就让企业的业务规模迅速减少。
更为残酷的是，内战中企业家支持任何一方，都将导致自身巨大的风险。
这种风险不仅仅是财产的风险，业务的风险，更多的是肉体上的风险。
当内战结束后，无数企业家被迫远走他乡，重新再来，甚至不再从商，选择淡泊人生。而失去了企业家的企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再庞大的资产也可能就是一堆废铁。
今天世界上依然有烽火连天的内战国家，在这里，不要说百年企业，就是企业家都是极其罕见的。
那内战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产生于民众之间一些重要观念上的剧烈冲突。
中东国家在这数十年来，发生过无数次内战，其根源在于宗教观念、民族观念的冲突。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武装，塔利班等等，这些频繁内战的组织，对应的就是某种思想、某种观念，而这些思想与观念深植人心，他才能导致大规模长期的冲突。
甚至可以说，不同观念的人群都试图用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另一群人，而强加的手段就是通过战争占领政权然后强制实行。
塔利班就是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的结合体，今天的阿富汗，已经禁止女性出演电视剧了。
国家的形成是复杂的，是历史的，但观念的变化是由思想家和意见领袖主导的。
当一个以国家为单元的社会形成强烈的观念对立时，企业家也被迫要在这样的观念对立下表明立场，而不管站任何一边，对于一个以供给产品为目标的企业家来说，都是巨大的风险。
内战是对企业家群体最大的一种破坏力，所以，我将其列为破坏企业经营环境的第一条。
预期稳定
一个企业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不败，并长期占有市场份额的呢？
我们先来看，企业家的行为是被谁所决定的？
是由消费者。消费者通过手上的钞票进行投票，选择哪一些企业能存活、哪一家企业要倒闭。
企业必定要满足消费者的偏好，才可能被消费者所选择。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他们追求价格更低、品质更高，服务更好、效率更高。
不用说激烈竞争的环境，甚至企业只是独家买卖，他为了扩大市场份额，也必须不断地提升效率，以生产出更廉价品质更好的产品。
这时，企业的生产模式就会发生改变。
农民要想让大米变得更便宜，是要努力改善自己种大米的手艺吗？不是，是要使用更高级的工具来帮助他进行生产，这个工具，就叫作资本品。比如，拖拉机，比如洒农药的无人机。
而这些产品不是直接用于消费者消费的，企业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方式就是不断地购买、生产更多更好的资本品。
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变得越来越便宜，因为上游的厂家数量越来越庞大，他们大多数是生产资本品的，比如煤、钢、模具、生产线、化工原料等等，这些产品都不是用来直接满足消费者欲望的。
这就叫作迂回生产。
经济学家庞巴维克1889年提出迂回生产理论。
迂回生产理论就是先生产生产资料（或称资本品），然后用这些生产资料去生产消费品。
也可以理解为先制造生产工具，再生产产品的“迂回生产”办法，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生产工具和资本品制造行业的出现和发展也就成为分工深化的必然要求。
资本品生产越多，迂回生产程度越高，生产效率就会更高，最终的消费品就会越便宜。
企业要长期满足消费者欲望，就必定要进入更高级的生产模式——迂回生产。而这种生产模式与贸易的区别就在于，他的投入要更大，回报时间更长，投入风险更高。
中国改开之初，大部分企业的发展，都是先从贸易起步，也就是直接销售消费品。这些企业没有积累，无法将企业储蓄用于投入迂回生产中，他们自己本身并没有直接让产品成本变得更低，更高效的能力。
但今天的中国企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资本品的供应商，一大群的企业都在将企业储蓄用于研发，不断地提升效率，提供最终消费品的价格。
比如自动化的生产线，就将极大节省人工，提高效率，使得产品成本急剧下降。
这样的投资，必定要在有稳定预期的社会环境中，才会大量出现。
因为他是面向未来的投资，要将过往的储蓄投入，然后面对五年甚至十年后的回报，如果预期不稳，那是没有人敢去投入的。
小时候看过小兵张嘎，有一句特有名的台词：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在刚刚改开时，很多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其实都收到过这样的警告或警示。人们不太相信会开放私营企业，会允许个人自己创业。
小心将来拉清单，那就是说现在的情况和将来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预期会发生变化的。
所以在改开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胆子大的人，敢下海，敢创业，敢去办企业。大多数人的预期，还建立在前三十年各种管制政策的基础上。
预期会深刻地影响人的行动。
中国自贸区的各种改革中，有一项重要的制度，叫作负面清单制。
这个制度的意义在于建立稳定的预期，但凡不在负面清单内的，你就可以做，将企业经营预期通过负面清单模式进行固定。
在法律中，社会上也开始有了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声音，也就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是错误行为时，那你就可以大胆做，这也叫作建立稳定预期。
中国法律中，有几个罪叫口袋罪，比如非法经营罪，这就是一个语焉不详的罪名，只要你是经营行为，搞不好都有可能纳入这个罪名，因为非法经营没有具体的内涵，没有说明行为非法的边界是什么。
我记得曾有一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他问：
钉子户一家人，只因为他不愿意搬迁，然后就使得公路改道，城市不美观，甚至铁路改道，成本多高啊，这个钉子户不是伤害了大家的利益吗？
我的回答是，如果支持强拆，那伤害的是所有人的预期。
只要允许强拆，那所有人对房子的预期都将发生变化，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的房子就纳入拆迁范围，而与你谈判价格的人是有一个杀手锏在手里的，那就是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可以强拆你，这个时候，你确定你真的是在谈判价格吗？
深圳规定100%同意，才能拆迁，这就是建立了良好的产权预期。相反一些地方还在搞强拆，那这就是在破坏产权预期。
如果可以不经每一个人同意，就可以拆，成为普遍现象，甚至成为法律法规，那会怎么样呢？
这个预期将成为广泛的预期，那所有人的资产价格都将下降一大截，因为预期受损。
我曾写文章骂过美国的房产税，美国人的购买力比中国人强多了，但美国的房价可不如中国，是房子不好吗？不是，是预期不好，因为房产税随着房子的估值在变化，你永远不知道你买了这套房子要付多少代价，于是就让大量的美国人选择租房而不是买房。
如果我所处的行业现在是允许的，合法的，过一段时间也许就不被允许了，变非法了，那我还敢投资吗？
那企业家的行为，敢立足长远来经营吗？
不敢了，怕了，预期受伤了。
那带来的就是企业的短视，我为什么要投资研发？为什么要去培养人才？这是长期主义企业才能干的事，这是经营环境预期良好的社会才会有的企业行为。
那这时，你看到更多的企业开始玩模式，玩炒作，玩概念，甚至玩坑蒙拐骗，就是不玩长期经营，搞到钱就跑、就撤。
预期被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事。
拜登上台后就提税，这也是在破坏美国企业的预期，税收的高低，是影响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的，当你的税率是过四年就可以随便变时，那我怎么还敢在美国长期投资重资产回报周期长的产业呢？
那些投资页岩油的企业不但要提高税率，还在拜登上台后受到了环保管制，前期的大量投资，就有可能产生风险。而川普任上放松对页岩油生产企业的管制，导致这一领域投资大增。
那现在这些企业面临预期不稳定，还敢大量投资，长期投资吗？
美国中产阶级喜欢让自己的子女去学律师、学医生，为什么？因为这些职业预期稳定。而去学理工科，搞不好，就要远走海外，因为企业经营环境随时处于变化当中。
很多美国的产业就是在美国政府这种反反复复变化的政策中，被迫迁移海外。
大家知道滴滴这样的企业在建立的时候，是完全不合法的吗？
所有的滴滴车辆，都属于非法营运。
但当时的互联网企业坚信，这些新生行业会被允许，会得到认同，这就叫作良好的预期。
他们判断对了，政府松绑了法规，网约车成为合法行业。
滴滴吸纳了二百亿美元的投资，我们假设，今天重新认定，所有滴滴司机都属于非法营运，抓住就罚款，滴滴这样的企业必须关闭，那会发生什么？
支付宝、微信支付认定为非法集资，那会发生什么？
你失去了这些软件服务只是伤害的一小部分，更大的伤害在于，世界上还有人敢来中国投资互联网企业吗？中国还有真正的大的互联网企业吗？不会有了。
那时，你能接触到的全是坑蒙拐骗、或是炒概念捞一把的小网站。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在当前重要的历史节点，提出并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对于稳定整个社会预期、增强全民族的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给企业家一个稳定的预期，才能让企业长期投资，立足长远，培养人才，投资研发，最终才能成为社会财富的发动机。
一个时间偏好低的社会环境
时间偏好是什么意思呢？
通俗地说，时间偏好就是在说，现在要，还是以后要。
打一个比方说，大家都认为明天就世界末日了，这时人的时间偏好就是非常高的，所有的财富都会消耗一空，没有必要考虑将来了。
而企业家愿意牺牲当前消费，将储蓄用于投资生产，期望未来有回报，这就是时间偏好低。
时间偏好往往体现在人们如何对待储蓄上。时间偏好低的社会，储蓄率高，人们往往将钱存起来，以应对未来的消费需要和风险，时间偏好高的社会，储蓄率低，人们往往很少存钱，大量负债。
利息，就产生于时间偏好。
如果我选择晚一点消费，进行储蓄存在银行，那有人借你的钱去淘宝买东西，他就需要支付利息给你，我晚一点消费就需要有补偿，你早一点消费就要付出代价。
利息是资金的价格，一个时间偏好低的社会，利率就会比较低，而一个时间偏好高的社会，利率就会比较高。
而影响时间偏好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政治。
二十世纪以来，各国的税收都呈高速上涨的形势，因为参与权力的人越来越多，所有人都倾向于加大税收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穷人需要福利，环保主义者要求花税款保护动物，国家主义者要求花钱建设军事，公职老师要求提升待遇等等。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只拥有当下权力之现存价值，未来会如何，根本不需要考虑。
正如凯恩斯对政府大量负债会出现什么情况的回应一样：未来会如何 ，我们不需要考虑，天知道呢？
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
这种群体性的时间偏好升高，其典型代表就是政府滥发货币。
我们说，无恒产者无恒心，当未来价值对现在很低时，那人们就会倾向于现在将价值消耗殆尽。
如果我们认为私有企业会试图最大化收入，会投资未来，而不是像一个动物一样吃光用光，当社会公有程度增加时，吃光用光，就是一个容易观察到的现象。
翻开中国的历史书，中国古代历朝皇帝在开朝时，总是会使用休养生息，轻傜薄赋的手段来恢复战乱后的生产力，相反，在朝代面临灭亡之际，则不惜一切代价榨取民力，这就是一种时间偏好上的变化。
皇帝也知道，只有事前的产出，才有征税的空间，如果一切都被征税完毕，那所有的生产都将停止，又何来的产出呢？
所以，古代史当中最疯狂的劫掠都发生在战争时期，因为朝不保夕，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自然时间偏好就低了，也不需要考虑长远，先活下来再说。而一旦政权稳定，面临稳定的未来，几乎所有的皇帝都会减少劫掠。
今天全世界深受法币之害。
我们批评美联储，并不是因为他是发钞、恶性通膨最严重的政府，津巴布韦比他严重多了，但是，美元依然是破坏全球经济最大的罪魁祸首，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
那又是谁让美元脱离金本位，成为彻底的无本位纸钞呢？
我们找不到具体的负责人。
自1971年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一个看似永恒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长期趋势已经存在。
而这个后果，通过观察利率的变化可以看到。
社会时间偏好最直接的指标是利率。利率是当前财货价值与未来财货价值的比率。更具体地说，它表示以当前货币交易未来货币的溢价。
高利率意味着更多的“当下取向”而低利率意味着更多的“未来取向”。
简单地说，利率越低，代表着社会的资本积蓄能力越强，社会越发达。
从人类历史来说，利率下降的趋势是人类发展的超长趋势特征。利率越低，代表着未来实际收入会更高，代表着投资会不断地增加。
利率越高，就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在退步，因为预期的未来投资会减少，所有人倾向吃光用光，而不是储蓄下来，成为未来的资本，代表着人们不看好未来。
在古代欧洲，公元前六世纪希腊金融历史初期利率最低约为 16%，希腊化时期降到约6%。在罗马，最低利率从共和初期的超过 8%降到帝国的第一个百年中的4%。
在十三世纪的欧洲，“安全”贷款的最低利率是8%。十四世纪降到约5%。在十五世纪，降到了4%。在十七世纪降到了3%。在十九世纪末最低率进一步降到不足2.5%。
进一步说，最低利率居高或上升或上升表明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或降低，而低位利率和利率降低的压倒性相反趋势，反映了人类从野蛮向文明发展的前所未有的进步。
具体说来，低利率趋势反映了西方世界的崛起、其人民日益富裕、富有远见、智慧和道德力量以及十九世纪欧洲文明的空前高度。
而在二十世纪，资本的储蓄率在下降，人们更加短视，倾向于更多的短期行为，而不是长期投资，人们比十九世纪更不看好未来，对未来更加悲观。
1815年起，整个欧洲和西方世界的最低利率，稳步下降到本世纪之初远低于平均3%的历史低点。
即使考虑纳入系统性通胀溢价的现代利率，在调整近期名义利率后（为了挤出通胀因素，估算实际利率），当代的利率看上去仍然远远高于一百年前。
利率上升，就代表着个人行为短视，那对于企业来说意义何在呢？
当一个储蓄率不断下降的社会，意味着资本的枯竭，意味着行动的短视，哪怕是企业家，也会提高其时间偏好，用利润去享受而不是继续投资。
企业家不但面临着高利率下的扩大生产积极性的打击，他们还面临法币制造的商业周期的痛苦。
通货膨胀来临时，企业家误以为繁荣已来临，因为消费大涨，突然增加，企业加大迂回生产程度，向上游投资更多，生产更多的资本品。但当投资落地，开始生产时，却发现，这一切繁荣不过是法币通膨制造出来的短期繁荣罢了，订单消失，投资亏损，银行催贷，甚至大量破产。
在商业周期倒下的企业不计其数，更多的是正在成长中的企业。
总而言之，百年企业，是企业家精神代代传承的结果，是一个政治稳定，产权稳定，预期稳定，时间偏好不恶性偏高社会的必然结果。
社会的变化，最终由大多数民众的观念决定，企业家最应该观察的指标，并不是政策，而是民间观念变化的方向，因为一切变化，都将由观念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