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多少青年人失业

主要结论：

1.2020年—2023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与应届毕业生数量之差分别为-249万、-220万、-449万、-582万，也就是说这些年累计有1500余万新毕业生当年没有找到工作，当然不排除相当部分经过一段延迟最终解决了就业问题。

2.最近三年A股上市公司平均员工数减少了11.9%，去年企业注销率大致为10%，这意味着大致于10%的在职员工遇到裁员或失业困境，这部分青年人约2500万左右。

3.此外，疫情以来还有1400余万青年农民工因失业返乡，三年累计产生的青年（16-40岁）失业人员约5400万，当然其中相当部分以后又实现了再就业或灵活就业。

4.随着高考和研究生招生规模进一步增加，到2025年我国应届毕业生规模将比2022年进一步增加300万，总数达到近2000万，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总体讲，今后到2030年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既要消化过去三年的失业存量，又要面对城镇就业需求达到历史最高峰的事实，就业矛盾比任何时候都突出。

5.当前就业难，主要直接原因是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遇到波折造成的，因此，改善市场环境，促进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唯一通道，离开发展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谈就业，目前是行不通的。

6.就业乃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经济发展成果的最真实晴雨表，不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的GDP增长，都不能视为有效的增长。‍

新中国的三次失业高峰

面对严峻就业形势，新时期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三扇门”解决就业思想，即除了扩大国有企业招工规模外，更要允许兴办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来解决失业问题。经过调整，到1981年左右，全国新增2200余万工作岗位，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得以解决。我国民营经济也得以破土而出，慢慢成长为经济的重要成分。

第二次是1998年-2001年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进入1990年代以后，国企开始大规模亏损，1998年全国国企亏损面达到55%，总体利润为负的72亿，创历史最低水平。为此，新一届政府开展了以“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为主要方向的国企三年脱困行动。这期间，国企职工累计下岗超过2600万，约占当时国企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此外，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有1000多万人下岗，城镇下岗人员总数超过3600万，当时城镇总劳动力数量约2.3亿，失业人口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5.6%。

面对严峻的下岗问题，政府在积极支持再就业同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期间民营企业共创造了约5000万就业岗位，不但基本帮助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而且还吸纳了众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纵观，20世纪末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只有中国较为平稳渡过改革阵痛期，这首先归功于民营经济发挥了兜底的作用，而“休克疗法”中的东欧和俄罗斯由于没有民营经济作为缓冲，因此经济陷入长达十年的衰退。

第三次是2020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陡变、百年不遇的疫情等综合因素冲击下产生的就业问题，关于这次失业人口规模，后面将有详细推算。这次就业危机与前两次相比，还有两个特殊之处：一是，这是首次发生在我国普遍城市化以后的就业危机，当前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已经是1978年的近6倍，是1998年的近3倍，因此即便稍有失业率上升，总体失业人数都是非常惊人的，产生的社会问题都会比之前严重很多；二是，去年我国的城镇就业人员从2021年的46773万减少至45931万人，减少了842万，系1962年以来的首次减少，这说明，我国目前就业问题的确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时刻。

总体看，我国每隔20多年就会出现一次就业危机，虽然目前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结果。经过一个发展周期之后，经济增长机制以及国内外综合环境的弊端就会显现，因此产生一些经济上的较大波动，进而影响就业。每次失业问题都是对过去经济政策、发展路径的一个警示，只有认真对待现实问题，切实以改革的态度解决问题，才能走出困境。

我国失业统计的漏洞与不足

为什么出现失业率统计失真呢？笔者认为有几点：

第一, 我国把“就业”的标准订的太低了。国际劳动组织界定是调查周内工作10小时才算就业，美国为15个小时，法国为20个小时，而我国仅为1个小时，明显低于国际标准。我国最低时薪21元左右，如果一周只工作一小时，这意味着每天仅有3元收入，远远低于联合国1.9美元日最低生活开支标准，显然不能视为能够解决生活问题的有效就业。而按照美国的最低就业标准，那意味着劳动者日收入可以达到20美元左右（多数州最低时薪在10美元左右），覆盖基本食物支出没有问题，这样才是有效的就业。

第二, 虽然城镇失业调查开始把农村户籍人员统计在内，但是由于农民工失业后往往会因无力承担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而选择返乡，因此，失业调查很难抽取到已失业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失业并不会被反映在失业率上。我国去年进城农民工数量依然高达1.72亿，而实际因失业返乡数量估计在1200万左右，这部分是失业统计的灰色地带。

第三, 据初步估算，我国现在灵活就业人员多达2亿，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0%左右，如何真实统计他们的就业状态也是非常大的难题。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与率不足20%（广东有2000多万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320余万；北京约400万以上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65万），也很难通过失业险领取和失业登记等指标观察他们的实际就业情况。

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官方统计数据，来衡量实际失业问题，我们还需要从其他统计线索来推算中国的实际失业水平，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的苦楚和青年人的困惑。

不过现在很多媒体，都以上个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6-24岁失业率20.4%，当作整个青年群体失业率也不合理。4月份，我国16-24岁参加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共3220万左右，其中失业人员656万左右，占总数的20.4%。由于这个年龄段（尤其是16-20岁）人口比较特殊，他们即便不升学的话，劳动参与率也不高，长期维持在18%以上。因此，近年这个年龄段失业率变化其实不是很大，仅仅比2018年增加了100余万失业人口而已，并没有反映青年实际就业困境，我们也还需要从更全面角度综合考察青年就业问题。

青年（16-40岁）实际失业人口推算（注释一）

由于应届生没有工作经验，本来就处于就业弱势，加上他们没有经济基础，抗失业打击能力差，所以，应届毕业生就业难是所有就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是我国就业问题的“一号问题”。那么具体有多少应届生找不到工作呢？这个官方一直没有明确统计数据，经济学界也缺乏研究，不过我们可以根据每年中等以上教育毕业人数与新增就业岗位之差，来做一些推算。

在经济统计上，新增就业人数=社会初次就业人员（主要是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应届毕业生、海外归国留学生）+再就业安置人员－退休人员。根据历年统计，我国每年再就业人员的数量，基本与退休人员数量大致相同，二者都在550万左右，可以相抵消。所以，新增就业人员基本由初次就业的应届毕业生组成，我们可根据新增就业人数与全部应届毕业生之差来判定就业情况。

（历年新增就业人数增加情况和新增应届毕业生增长形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不过疫情后，就业形势产生了根本性转折，一方面，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开始剧烈减少，2022年的新增就业岗位比2019年减少了148万，仅与2010年相当；而另一方面，由于过去的扩招，中等职业教育和高校毕业人数剧增，归国留学人员规模也日益庞大，去年三类毕业生数量已经达到1655万，相当于2007年的两倍。因此，出现了就业市场的职位严重供不应求局面。

粗略估计，2020年、2021年每年大约有200万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约占总数的15%；2022届毕业生失业人口进一步上升到400万以上，今年则攀升到500万以上，约占总数30%，与大家实际观感差不多。考虑到2020年和2021年经济形势尚未不错，这两届毕业生就业虽然延迟，但是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找到了工作。而最近一年多来经济向差，2022届未就业学生的多数和2023届缺口部分，可能仍在未就业状态，这四届毕业生积累的未就业人数应该在1000万左右。

在2010年代就业形势宽松的时期，应届生喜欢到市场上择业，考研、考公和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增长缓慢，比如2005年至2016年考研人数每年平均只增加5万人，而2019年至2023年每年增加近37万人。其他考试报名人数增幅也是非常大，疫情三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增加了121万（129万至250万），教师资格证考试报名人数增加264万（880万至1144万，部分阶段专科可以报考），省考人数也暴增到500万以上。这些都说明，最近几年就业市场的岗位缺口扩大了数百万，青年人不得不参与竞争激烈的各种选拔性考试，来寻找出路。

（历年研究生招生报考人数，数据来源：教育部）

除了初次就业人员的求职难问题外，这两年在职人员引起企业营业收缩或破除带来的失业现象也越来越突出。这部分失业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线索估算：

第一，A股上市企业的平均职工数量比疫情前缩水11.9%。A股上市企业每年都会披露员工数量，由于A股板块涉及企业所有制性质、行业领域都比较全面，因此，可以很好衡量大中型企业的就业动态。疫情前，我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职工在6500—6600人之间浮动，2018年平均人数为6560，而2022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5775，降幅达11.9%，其中是2021、2022年度跌幅最为明显。

（A股上市公司平均员工数量变化，数据来源：中国上市公司协会、Wind）

（疫情以来，科技公司和房地产企业裁员情况，数据来源：各公司年报）

这些注销企业绝大多数是抗打击能力较弱的小微企业。去年上海有21.5万家中小企业注销，占总数的19.9%，而2018注销数量仅为5.1万，增加了3倍多；广州有9.4万小微企业注销，占总数的13%，2018年仅为2.8万家，也增加了近2.4倍。总体来讲，全国中小微企业注销率至少应该在10%左右，相对应的就业容量也会减少10%左右。

（2016年—2022年上海市微型企业注销数量，数据来源：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财经十一人）

3.疫情以来，青年总体失业规模估算

综上研究，我国疫情3年以来，大约累计有1500万左右中专和高校应届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同时，大约有10%的企业在职员工失业，这部分16-40岁青年在职人员约2500万左右（注释二）。此外，根据北大卢锋教授的研究，近三年还至少有2300万左右农民工因为失业而返乡，如果以其中60%为青年人计算，那么这部分也有1400万左右。那么，疫情以来大约共新增了5400万左右青年人失业人口。

当然以上只是对就业流动性状态的推算，也是说曾经多少人遭遇失业或裁员，但是很难估算最终的失业规模。因为这些失业人口中，不排除有相当部分经过一段时间又重新找到了工作，或者通过灵活就业形式，实现了再就业（比如，三年以来滴滴活跃司机数量增加了1200余万，外卖骑手、快递员、配送员增加了月增加了约800万），不过估计仍有一半，也就是2500万—3000万左右至今仍处于失业状态。

也就是说，保守估计目前青年绝对失业人口比疫情前增加了2500万—3000万左右，大约相当于这个年龄段参与就业市场劳动力总量（4.02亿）的6.2%—7.5%，或者相当于全部劳动年龄人口（8.8亿）的2.8—3.4%。考虑到青年人就业集中在21世纪新兴的互联网、教育、地产、金融等行业，而这些行业最近三年受冲击程度最大，做出上述推论应该不至于太过分。由于做失业研究推算非常困难，缺乏有效的统计线索，以上仅做抛砖引玉之用，不精确之处希望关注这个问题的同仁批评赐教。

4.未来几年就业问题会更加严峻

那么是不是青年失业问题是暂时的，过两年会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呢？其实从各方面数据来看，我国未来就业问题将会比目前更加严重，其原因有三：

第一,新进入就业群体的以05后为主体，这些年轻人选择就业几乎无一例外会到城市中去，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务农，就业压力要完全挤向城市，而农村的缓冲作用渐渐消失。

第二, 我国这两年为了应付这就业难问题，进一步大幅扩招，虽然暂时平抑了就业高峰，但是会增加以后的就业压力。估计到2025年，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两类毕业生总数将达到1900万左右，比2022年进一步增加300万左右（中等职业教育增加51万，本专科生增加223万，研究生增加33万），就业需求将达到史无前例高峰。而届时就业岗位供给乐观方面估计在1350万左右，至少有550万个缺口。

第三，我国经济增速越来越放缓，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数量越来越难。从2008年至2018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为7%，每年可以创造1300万个就业岗位，而我国未来每年经济增速将下降到4%—5%之间，要想创造比过去更多的工作岗位，几乎不可能。

所以，未来几年将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刻：既要消化过去三年的失业存量，又要面对城镇就业需求达到历史最高峰的事实，另一方面则供给面明显收窄，就业矛盾比任何时候都突出。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未来5年每年继续积累500万青年失业人员的话，意味着到2028年社会可能积压5000万左右的青年失业人员，那么失业将会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每四五个家庭就有一个失业人员，进而引发一系列深层危机。如果能够基本应付的话，到2030年以后，随着70后退休潮的来临，我国就业压力将会明显减弱。

解决失业问题的建议

也有人说，可以分流部分青年到农村，去支持乡村振兴，这样一举两得。但是农村经济规模是非常有限的，全国农业总产值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也就是相当于10个华为的营业收入规模，或3个中石油、7个半京东，所以，农村顶多能安置一两百万高学历青年人就业。并且全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是农村向城市集中，而不是相反。

因此，只有尊重经济的客观规律，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环顾全球，那些就业问题做地很糟的阿根廷、委内瑞拉、突尼斯、约旦、格鲁吉亚、伊朗等国，失业率陡增往往不是因为人口增长所致，而是在于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从改革开放45年来，尤其是最近10年情形看，我国就业趋势有以下三点规律。

第一，从所有制上讲，就业增量基本系民营经济发展所创造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就业总量增加了3.67亿，这些几乎全部是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民营经济从无到有创造了约3.83亿就业岗位，而同期国企总就业岗位减少了约2000万。由于国企集中于重资产型产业，对就业拉动作用较低，就最近十年情况看，每创造占全国1%的GDP，国企可以带来185万就业，而民企可以达到636万。

第二，从行业类别上讲，新增就业量系由数字经济等新兴行业发展带来的。近十年我国新增就业增量集中数字经济整个产业链领域，数字经济一共为我国创造了2亿个左右就业岗位，现在年轻人最青睐的10个就业领域，8个与数字经济相关。中国能够突破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第二波的工业化（智能化为主要方向）和城市化（服务业为主要方向），完全是因为赶上了数字经济兴起的机遇，否则很可能会跟当年拉美或苏联一样陷入停滞。

第三，从产业类别上讲，新增就业主要是服务业带来的。从2010年我国初步实现工业化以后，第二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就逐渐下降，从2010年至2022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68%，但是就业人口反而比顶峰期减少了1500万，最近十年，社会就业容量的增加了近1亿，这完全是服务业发展带来的。

从实际看，这几年失业人口增加，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因经济综合环境的变化，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遇到波动造成的。解决目前就业难问题，应该从改善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环境入手，从目前国内经济发展阶段和全世界扩大就业一般规律看，离开发展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谈就业是行不通的。

最后一点，特别强调要彻底改善市场环境，鼓励支持青年创业的问题。疫情前，青年人都以创业为荣，虽然年轻人不完美，科创市场也不太规范，但是这种现象是可喜的，因为青年人创业不但可以自行解决就业、创造就业岗位，还是推进技术革命和业态升级的最强劲动力，它孕育着国家未来无穷的希望。事实证明，中国年轻人也非常了不起，短时间内就创造了很多世界级企业，中国在人工智能、通信、量子计算等多个领域上，也一跃跻身世界第一梯队，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

然而，短短三四年后，受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影响，年轻人创业热情大大降低，这对既增加了就业压力，又不利于整个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因此，有必要根本扭转这个情况，彻底改善市场环境，让青年人创业梦想重新燃起来。纵观全球，最有创新活力的国家，都是那些青年人创业最积极的国家；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必然是年轻人在积极去创造和实现各种梦想的，而不是都在考编的路上。

注释一：国家统计局的社会经济统计中，往往把16—35之间的人口称为“青年”。但是联合国和很多发达国家，逐渐把青年范围放宽到45岁左右。考虑到我国人均工作时长的延长，以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16-40岁人口为青年。这些人是大学扩招和互联网革命后进入工作的的新一代，其就业领域和择业习惯，与之前的有明显代际差别。

注释二：我国城镇城镇就业人口约4.7亿，但是其中相当部分是半就业或灵活就业状态，按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纳人数计算，全国在岗全职职工约3.5亿。按其中70%为16-40岁劳动力计算，青年全职职工约2.5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