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pet healthcare
原文链接：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47754-1448877.html英国和WHO狂犬病专家D. Nadal 和S. Radhakrishnan 于去年７月联名发表了综述文章《Global Dog and Human Rabies Control Efforts from Ancient Times to 2030 and Beyond（从古代到2030年及以后：全球一直在努力控制犬和人狂犬病》（见参考文献）。人类有希望在2030年在全球消灭经狗传播的人类狂犬病。回顾人类数千年与狂犬病的奋斗史，有助于我们更加满怀信心地实现此项宏伟目标。从古代到2030年及以后：全球一直在努力控制犬和人狂犬病Global Dog and Human Rabies Control Efforts from Ancient Times to 2030 and Beyond目前，狂犬病主要存在于非洲和亚洲，每年导致约5.9万例人类死亡，并造成8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1885年7月6日，巴黎的一名暴露者成功接种了第一剂狂犬病疫苗，这是狂犬病控制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日期。然而，在此之前和之后，世界各地都曾尝试过阻止狂犬病传播、管理狗咬伤和预防狂犬病症状。每一步前进（以及后退）都对推进狂犬病的科学认知和在生态、政治和社会挑战交汇点上控制该疾病的实践至关重要。随着世界从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中逐渐恢复并朝着到2030年消除犬传播的人类狂犬病的目标迈进，从过去吸取教训对于在全球实现消除狂犬病风险至关重要。1. 目前的流行病学状况 Current Epidemiological Situation狂犬病毒(RABV)属于单股负链RNA病毒目(Mononegavirales)，弹状病毒科(Rhabdoviridae，该科包含子弹形病毒），丽沙病毒属(Lyssavirus)(Fooks and Jackson, 2020)。狂犬病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通常通过受感染动物的咬伤传播，但也可以通过舔舐、抓挠或用感染性唾液污染黏膜或开放性伤口来传播。RABV感染哺乳动物，包括人类，通过感染其中枢神经系统，最终导致脑部炎症和死亡。在人类中，该病的潜伏期可从一周到最长一年不等，但通常为2-3个月。在狗中潜伏期通常较短。从临床上看，狂犬病有两种形式：(1)狂暴型狂犬病，表现为极度兴奋、幻觉、恐水症(怕水)，有时还有恐风症(害怕风或新鲜空气)。(2)麻痹型狂犬病，表现为逐渐瘫痪。狂犬病的瘫痪型往往会被误诊，这导致人类和犬类感染该病的病例报告不足，同时也低估了该病的严重性。无论哪种形式，一旦出现该病症状，狂犬病对动物和人类来说都是不可治愈且致命的。然而，通过用水和肥皂彻底清洗伤口以及暴露后预防(PEP)，包括使用狂犬病疫苗和免疫球蛋白，人类狂犬病是100%可以预防的(WHO, 2018b)。狂犬病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据估计，每年有5.9万人死于狂犬病，主要发生在亚洲(59.6%)和非洲(36.4%)(Hampson et al.，2015)。死于这种疾病的狗和其他哺乳动物的数量尚不清楚。大多数人的死亡(99%)是由于暴露于受感染的狗引起的。大约40%的受害者是15岁以下的儿童。大多数人类受害者是男性，属于地理、经济和社会边缘化地区(WHO, 2018b)。全球范围内，狂犬病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6亿美元 (Hampson et al., 2015)。其中一半的成本用于医疗护理，主要涵盖了直接护理成本，平均疫苗接种方案（不包括免疫球蛋白）的成本估计为108美元。在低收入国家，由患者自行承担这些费用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当政府卫生机构免费提供狂犬病暴露后预防治疗时，这对卫生系统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尤其是资源不足的卫生系统。与医疗护理相关的成本还包括寻求医疗护理期间的收入损失，以及前往医疗机构的交通费用。总成本的54%是由于过早死亡而造成的生产力损失。当受害者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时，他们的死亡很容易将亲人推入更深的贫困之中。剩余大部分的成本是由于感染牲畜的损失造成的，这可严重影响农村家庭的经济稳定。此外，必须考虑到个人及其社区的心理创伤，尽管目前尚未对此进行计算。History of Rabies and Rabies Control in Ancient Times作为人类已知的最古老的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之一，狂犬病在早期人类文明的大部分文献中都有提及(King et al., 2004; Wasik and Murphy, 2012; Tarantola, 2017)，可能与犬类驯化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 (Rupprecht et al., 2020)。该病在不同地区的文献中均有记载，例如，来自古代苏美尔和阿卡德语文明(Sumerian and Akkadian civilizations)的埃舒纳法典（laws of Eshunna)(公元前1930年至公元前1770年），位置在当今的伊拉克（Tarantola，2017），以及古印度传统医学书籍阿育吠陀（Ayurveda）（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世纪或2世纪）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至公元前322年）的医学著作（(King et al., 2004），等等（Pankhurst，1970；Liu，2013）。所有这些文献都承认狂犬病症状与被狂犬咬伤之间的联系。确实，古希腊医生迪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公元40年至90年）的《药物论（De Materia Medica）》的阿拉伯语译本中包含了一幅狂犬咬人的插图（Tarantola，2017）。这些文献还承认在暴露于咬伤和出现症状之间存在休眠或潜伏期，一旦人类患者出现狂犬病症状，如恐水症，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此外，这种疾病经常被认为是神的惩罚，这种信念在一些社区至今仍然存在（(Nadal et al., 2022b)。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治疗方案通常包括宗教吟唱以及草药疗法或程序，例如将咬人的狗的大脑部分敷在咬伤处（Wasik and Murphy, 2012) ，或者吸出通过咬伤注入的“毒素”。值得注意的是，苏鲁塔·萨玛塔（Susruta Samhita）和迪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 ）建议用烧灼伤口的方法治疗狂犬病。避免被狗咬伤被认为是波斯古代经典阿维斯塔（ Avesta）（公元200-400年）中预防狂犬病的基本方法(Tarantola, 2017)。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尽管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动物咬伤后清洗伤口的重要性，但在提高对狂犬病预防或治疗的理解方面几乎没有取得进展。在这后一时期对疾病病理生理学的科学理解则有所增加(Tarantola, 2017)。因此，在古代亚洲、中东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狂犬病很可能是地方性的。非洲大陆狂犬病的历史尚不清楚。狗狂犬病似乎在北非的地中海盆地已经被发现 (King et al., 2004)，例如在近5000年前的古埃及(Tarantola, 2017;Rupprecht et al.，2020)、肯尼亚(Kuwert et al.，1985)以及以及埃塞俄比亚社区的18世纪阿姆哈拉语（Amharic ）文本(Pankhurst, 1970)。与此相反，19世纪早期到非洲南部旅游的英国游客评论说，这个地区没有狂犬病，或者狂犬病相对罕见。缺乏关于非洲狂犬病的历史知识可能部分是由于当时存在的欧洲人无法参与非洲社区丰富的口头传统(Brown, 2011)。后来，在欧洲殖民统治之后，犬狂犬病在整个非洲确定存在。在美洲、加勒比海和澳大利亚，犬狂犬病是罕见的，而且这种疾病似乎只由蝙蝠和其他野生动物宿主维持(Rupprecht et al.，2020)。3.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及亚洲和非洲殖民时期狂犬病控制的历史 History of Rabies Control in the Victorian Period in the UK and the Colonization Period in Asia and Africa 随着欧洲海上旅行的到来和最终的殖民主义，撒哈拉以南非洲和美洲由RABV（狂犬病毒）引起的犬狂犬病的记录越来越多，亚洲几个地区对犬狂犬病的详细描述也越来越多 (Kuwert et al., 1985; Ward, 2014; Rupprecht et al., 2020; Dande, 2021)。与此同时，在各种野生动物宿主中也有狂犬病的报道(Rupprecht et al.， 2020)，导致持续尝试扑杀野生动物(Kuwert et al., 1985; Brown, 2011; Radhakrishnan et al., 2020)。英国军事人员和医生经常记录人类和动物狂犬病病例的细节，例如在印度，医学界对各种形式的治疗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Radhakrishnan et al., 2020)。结果是，控制狂犬病的努力通常包括清除或扑杀狗或野生动物，实施限制狗的活动的法律，并要求在公共场合给自己的狗戴上口套。在19世纪早期的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King et al., 2004) 和1902年的英国(Pemberton and Worboys, 2007)，这种预防措施在消除狗介导的人类狂犬病方面特别成功，远远早于预防性动物狂犬病疫苗的发展。在被消灭之前，犬狂犬病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很常见，每年都有几人死于犬介导的狂犬病(King et al.，2004)。这种疾病经常被归咎于穷人和工人阶级不负责任地饲养“curs（杂种狗）”——没有特定品种特征的混血狗。因此，在许多方面，狂犬病经常与贫穷、下层阶级和犯罪混为一谈(Pembertl on and Worboys, 2007)。在19世纪30年代，要求给狗戴上口套的立法被视为政治或性别压迫的象征，经常遭到反对。后来，这些措施还被以动物福利为由遭到反对。在这期间的几十年里，英国公众对狂犬病的关注时起时伏，但到19世纪90年代末，人们齐心协力，从英国消除了狂犬病。尽管如此，仍然有人强烈反对实施钳制言论的法律。然而，加上法例规定狗只须登记和封闭管理，以及进口动物须检疫，这些法例令狗和人狂犬病个案数目逐渐减少。到19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没有狂犬病病例的报告。最后一例本地动物狂犬病病例报告于1902年来自南威尔士(Pemberton and Worboys, 2007)。虽然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实施了类似的控制措施，但在控制狂犬病传播方面似乎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Brown, 2011;Radhakrishnan et al.，2020)。在非洲，诸如对自由漫游的狗(其中大多数是有主人的)下达“抓捕”命令等措施不受欢迎(Brown, 2011;Rupprecht et al.，2020;Dande, 2021)。19世纪90年代初，在今天的南非伊丽莎白港爆发了一场狗狂犬病，促使当局强制要求所有的狗都戴上口套，限制活动，给养狗发许可证，并扑杀“流浪”或没有戴口套的狗。正如在英国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措施不成比例地针对较贫穷的非洲社区及其本土品种的狗，这些狗被视为劣等或患病的，通常被认为是应当被消灭的害兽(Brown, 2011;Dande, 2021)。在犬类狂犬病盛行的英属印度，早在1813年就有立法允许杀死无主人的狗。其他措施，如征收狗税和为有主人的狗颁发徽章，也进行了尝试，但收效甚微(Radhakrishnan et al.，2020)。1885年，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埃米尔·鲁克斯(Emile Roux)等研制出第一种人类狂犬病疫苗，这一开创性工作促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巴斯德研究所(Tarantola, 2017)。这些机构使被咬的人的PEP（暴露后预防）得以实现，并防止了无数人因狂犬病死亡。欧洲以外第一批接受PEP的患者是1891年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的两名儿童(Tarantola, 2017)。巴斯德疫苗得到了多位科学家的改进(Tarantola, 2017)，其中最著名的是1900年成立的英属印度卡绍利（ Kasauli）巴斯德研究所的大卫·森普尔（David Semple）。卡绍利研究所治疗的狂犬病患者一度超过全球任何其他巴斯德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各地都在使用森普尔疫苗来进行人类PEP。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WHO)不鼓励使用它，因为它有严重的不良副作用，而且与现代细胞培养疫苗相比，它的效力较低。许多国家，如印度，直到新千年才正式停止使用这种疫苗，因此，神经组织疫苗需要在腹部注射14次的痛苦记忆至今仍然清晰。这可能会对有风险个体获得PEP产生负面影响(Nadal, 2018)，因此需要开展宣传活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开发和使用人类狂犬病疫苗之后，英属印度、日本、美国和意大利进行了实验性研究，开发动物狂犬病疫苗，以预防主要动物储存宿主，特别是狗的疾病 (Radhakrishnan et al., 2020)。第一种狗狂犬病疫苗是在日本开发的，后来经过改进，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用于该国的预防性大规模狗疫苗接种 (Kurosawa et al., 2017) ，于1930年开始应用于中国的台湾地区(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Liu, 2013)。然而，虽然动物狂犬病疫苗被用于处治有价值的宠物或牲畜(Radhakrishnan et al.，2020)，但从20世纪初开始，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有类似的犬类大规模疫苗接种尝试。在这些地区，狂犬病控制继续依赖于扑杀狗和野生动物，限制狗的活动和试图规范狗的所有权(Brown, 2011;Radhakrishnan et al.，2022)。History of Rabies Control After Independence in Asia and Africa 随着动物狂犬病疫苗的发展，大规模犬类疫苗接种逐渐成为控制犬类狂犬病的宝贵手段。1957年，日本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结合上述其他措施)成功消除了动物狂犬病(Kurosawa et al., 2017)，美国的类似努力也获得成功(Rupprecht et al., 2020），都为消除狂犬病的可能性提供了概念证明。在20世纪40年代，红狐(Vulpes Vulpes)狂犬病在北美和欧洲引起了普遍关注(King et al.，2004)，促使口服狂犬病疫苗(ORV)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发展。在瑞士于1978年成功进行第一次ORV野外试验之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ORV运动逐渐消除了西欧的野生动物狂犬病（King et al.，2004）。在南美和加勒比海国家，从1980年代开始，在泛美卫生组织（PAHO）的协调下实施大规模犬类疫苗接种和加强疾病监测工作，导致该地区人类和犬类狂犬病死亡人数大幅减少（Del Rio Vilas et al.，2017; Rupprecht et al.，2020）。2016年，墨西哥报告了最后一例由RABV（狂犬病毒）引起的犬类狂犬病（Rupprecht et al.，2020）。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采用捕杀方法控制狂犬病的无用和残忍（Morters et al.，2013），全球的关注点已经转向使用人道的种群管理策略，如动物的外科或化学节育，以支持大规模犬类疫苗接种运动（WHO, 2018b）。其他较新的进展包括采用节省疫苗剂量的皮下狂犬病疫苗接种用于人类暴露后预防（WHO, 2018a）、研发狂犬病单克隆抗体(Dias de Melo et al., 2022)以及在南美使用疫苗和生殖抑制剂控制蝙蝠狂犬病（Benavides et al., 2020）。尽管有了这些进展，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狂犬病控制工作仍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Kuwert et al., 1985)。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亚洲和非洲的多个地区获得了独立。在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中，几乎所有国家都贫穷且经济欠发达，狂犬病是众多竞争性卫生优先事项之一。因此，该疾病在各国和地区公共卫生机构的优先事项中一直处于较低的位置。尽管有有效的犬用狂犬病疫苗，但狂犬病控制工作仍继续依赖于通过扑杀以减少犬只和野生动物的群体数量以及给家犬接种疫苗等措施(Kuwert et al., 1985; Rupprecht et al., 2020)。尽管有些国家从未成功控制狂犬病，但也有一些国家在局部或全国范围内消除了该疾病，而另有一些国家则在以前无病例的地区发生了犬或野生动物狂犬病疫情(Yang et al., 2018; Rupprecht et al., 2020)。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狂犬病在南非南部地区蔓延，穿越了今天的安哥拉、赞比亚、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南非 (Brown, 2011)。面对新的狂犬病疫情，南部罗得西亚（即今天的津巴布韦）首先从美国进口犬用疫苗，进行大规模犬类疫苗接种活动，随后贝专纳（Bechuanaland，即今天的博茨瓦纳）和南非（1952年）也开始这样做 (Brown, 2011)。与此同时，当局还对犬主征税并捕杀流浪犬。与以往一样，这些措施对非洲本土犬主及其犬只的影响更为严重，因此当地非洲人反对这些措施或积极规避它们 (Dande, 2021)。这些行动大大降低了这些地区狂犬病控制工作的有效性。从20世纪50年代起，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疫苗接种活动，并对流浪犬进行了捕杀。尽管如此，犬类狂犬病在这些地区仍呈地方性流行(Kuwert et al., 1985)。一些非洲国家的实地试验证明，在非洲大陆上，ORV作为与注射疫苗相补充的措施，对于控制流浪狗的狂犬病很有价值（Cliquet et al.， 2018）。2015年，成立了泛非狂犬病控制网络（PARACON），这是一个非洲狂犬病专家组成的网络，旨在加强和协调非洲大陆的狂犬病控制工作。在亚洲，情况则更为复杂。只有日本和新加坡没有狂犬病。印度于1947年获得独立，目前占全球人类狂犬病负担的三分之一 (Hampson et al., 2015)，直到2002年，狂犬病控制才首次在国家发展五年计划中得到讨论。尽管2001年禁止扑杀狗只，但反应性扑杀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发生，动物疫苗接种一直集中在自己养的狗身上，但疫苗接种覆盖率非常低(Radhakrishnan et al.，2020)。印度的第一个狂犬病控制正式政策直到2021年才发布，当时人类狂犬病也被列为必须通报的疾病(Benavides et al.，2020)。目前，印度狂犬病控制方法和整体犬类种群管理的特点是高度重视犬类种群控制(Nadal, 2020)。2008年，以前没有狂犬病的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报告了第一次犬类狂犬病疫情，导致大规模犬类疫苗接种运动和广泛的犬类扑杀，但迄今未能控制该病(Ward, 2014)。相比之下，中国台湾从1961年开始没有犬狂犬病，直到2013年在鼬獾( ferret badgers )中出现狂犬病(Liu, 2013)。同样，马来西亚在2015年宣布狂犬病流行后失去了无狂犬病国家的地位。犬狂犬病在中国(Liu, 2013)和其他几个亚洲国家(Yang et al.， 2018)仍然是地方性传染病。与非洲一样，斯里兰卡、菲律宾和泰国的实地试验已经证明了ORV对犬狂犬病控制的潜在益处 (Cliquet et al., 2018)。2018年，一些亚洲国家效仿泛非狂犬病控制网络（PARACON），成立了亚洲狂犬病控制网络(ARACON)。在2015年，世界各国呼吁设立全球目标：在2030年前实现因犬传播的人类狂犬病零死亡(WHO and OIE, 2015)。2018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等三方与全球狂犬病控制联盟（GARC）携手，在“联合抗击狂犬病论坛（United Against Rabies Forum ）”的框架下(Tidman et al., 2022) 启动了“到2030年实现零死亡：全球消除犬传播狂犬病的战略计划” (WHO et al., 2019)。该计划为狂犬病流行国家提供工具和专业知识，以根据其预算、能力和当地情况，控制犬群中的狂犬病并消除这种疾病对人类的负担。正如文件所述，狂犬病消除的依据是，目前有可用的工具和知识，可以100%预防狂犬病，但它仍然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尤其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消灭狂犬病也有助于加强卫生系统，因为在边缘化地区为提供人类疫苗、犬类疫苗和社区意识而建立的基础设施，也可以用于应对当地人类和动物的其他健康需求，包括新发生的人畜共患病。此外，消除狂犬病被认为是“同一个健康”合作的典范，它也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3——“确保健康生活和促进所有年龄段所有人的福祉”——和目标1——“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不让任何人掉队。该计划有三个目标。第一个是高效使用疫苗、药物、工具和技术。通过提高认识、增加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以及大规模犬群疫苗接种（采用“同一健康”途径），人类狂犬病风险将快速降低。第二个目标是通过确保可靠的数据来推进有效的决策，从而能实现创造、创新，以及定义并衡量进展。第三个目标是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来维持承诺和提供资源。各国应动员国内和国际资源，为其狂犬病控制活动提供可持续资金。通往2030年目标的道路分为三个阶段。在2018-2020年的启动阶段，通过准备和改进规范工具和结构来启动行动，例如按照“同一健康”途径制定有效的、预算充足的、可持续的国家狂犬病消除计划。在2021-2025年的扩展阶段，该计划将成熟起来，并通过沿途获得的经验和知识而全球推广。在2026年至2030年的“清扫阶段”是“2030年狂犬病零死亡”的最后一公里，届时剩余国家将被纳入并得到支持，以实现这一总体目标。作为一种理念，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是紧密相连的——“同一个健康（One Health ）”理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甚至更早。作为一种表述，它在2004年正式形成，当时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在纽约市举办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健康（One World, One Health）”会议，并发布了《曼哈顿原则（Manhattan Principles）》，包括将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以及采用跨学科的方法预防疾病、提高健康意识和制定政策(Bresalier et al., 2021)。2022年，一个跨学科的机构——同一个健康高级专家小组（One Health High- Level Expert Panel）成立，旨在为四边机制（由三边机制和新加入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成）提供咨询，该小组提出了同一个健康（One Health）的工作定义（working definition)。该定义如下：同一个健康是一种综合、统一的途径，旨在可持续地平衡和优化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它认识到人类、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植物以及更广泛的环境（包括生态系统）的健康紧密联系且相互依存。该途径旨在动员社会各阶层、各学科和各领域的多方力量共同努力，促进健康，应对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威胁，同时满足人们对健康食品、水、能源和空气的共同需求，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OHHLEP et al., 2022)。在同一个健康（One Health）应用的各个领域都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其有效性、可持续性和成本节约潜力。目前，加强和扩大同一个健康和相关项目的实施，使其目标能够最终实现，当务之急是为这些项目提供必要的政治、财政和组织保障。沟通、协调、合作和能力建设（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Collaborat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这“4C”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OHHLEP et al., 2022)。2022年底，四方集团（Quadripartite）启动了《2022-2026年同一个健康联合行动计划（One Health Joint Plan of Action (2022‒2026)）》：为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的健康而共同努力，旨在建立一个框架，将系统和能力整合起来，以更好地预防、预测、检定和应对健康威胁，同时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WHO et al., 2022)。狂犬病的消除是行动方案2：“减少新出现和重新出现的人畜共患病暴发的风险”的一部分。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Rabies Elimination Efforts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不仅夺去了650万人的生命，还夺去了那些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或因危机对卫生系统造成巨大压力而无法获得必要医疗服务的人的生命。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比富裕国家更严重地感受到了该疫情的双重影响。 此外，由于狂犬病是臭名昭著的与贫穷相关的疾病，因此狂犬病易发社区很可能受到了疫情的更严重影响，尽管这场持续三年的健康危机在人类和动物狂犬病死亡方面的实际影响可能仍不明确。 这是因为疫情前已经很薄弱的狂犬病监测体系在疫情期间完全崩溃了，主要是由于对现场调查人员的流动限制导致病例被遗漏或调查延误(Raynor et al., 2021; Nadal et al., 2022a)。此外，还观察到了一种恶性循环：获得和接受PEP的数量下降，因此报告的狗咬病例减少，咬伤报告未发送给调查人员，或病例的细节不清楚。大多数国家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人们担心医院的COVID-19感染，而且由于公共交通减少和不愿共享私人交通工具，病人无法到达医院。此外，由于疫苗供应问题和资金限制，人用疫苗短缺，以及由于隔离、疾病或重新部署导致的人员短缺，也导致了PEP的配送中断(Gongal et al., 2022; Nadal et al., 2022a)。在一个饱受战乱和疫情困扰的国家，通常在私立诊所可以获得人用疫苗，但在此次疫情的第一年却连这种情况也未能出现。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推迟了针对狂犬病的疫苗投资战略的实施，这对资源不足的国家来说等于是釜底抽薪。针对儿童的知晓教育活动通常在学校进行，但在疫情初期，只在少数国家得以继续开展。针对居家儿童和社区的在线活动仅能惠及那些能够在家中购买电脑并拥有良好网络连接的人 (Nadal et al., 2022a)。然而，狂犬病消除战略中最严重受影响的环节是大规模的犬类疫苗接种(Raynor et al., 2021; Nadal et al., 2022a)。包括疫苗接种活动起始时间推迟至少6个月、接种完成时间持续延长、成本增加以及未能达到原定目标等。主要障碍是犬类疫苗接种人员的流动受限，以及难以组织符合COVID-19安全指南的疫苗接种活动（尤其是在疫苗接种活动通常由非政府组织 而不是由政府部门实施）。总体而言，在刚刚启动“到2030年实现狂犬病零死亡目标”的流行国家，“正在获得的势头已经丧失”，而已经在朝着这一目标迈进的国家则不幸出现倒退。此外，这次大流行再次显示出全球在获取疫苗方面的不平等。在狂犬病病例中，有效的疫苗、工具和策略已经存在，但未能到达最需要它们的人群。尽管如此，过去三年的疫情在长期看来也可能产生一些积极影响，包括：（i）改进的冷链；（ii）加强了诊断能力；（iii）增强了区域协调；以及（iv）提高了对保护动物健康和兽医部门关键作用的认识。展望未来，疫情期间学到的主要经验可以概括如下 (Nadal et al., 2022a)：• 关键是推进长期政治承诺和足够的、可持续的财政、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支持，以弥补疫情期间积累的延迟，并在“到2030年实现狂犬病零死亡”计划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快速前进。• 努力应集中在支持动物健康领域，特别是确保在所有狂犬病流行国家，大规模犬类疫苗接种成为一种成熟的狂犬病控制策略。• 应设立专门的狂犬病预算，以确保人类和动物疫苗的稳定采购，即使在危机时期，也应将其视为必需的生物制品。• 识别最经济、可持续的满足当地社区需求的方法，以促进PEP和犬类疫苗的获取和分发至关重要。• 应建立一个简单但有效且可持续的参与式疾病监测机制，使人类和动物卫生专业人员能够迅速直接从当地社区获得关于狗咬伤和狂犬病病例的信息。• 应设计一个全面的狂犬病信息共享策略，针对儿童和成人，提供人们在正常情况下特别是在危机期间可以轻松获取的渠道和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