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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问题 把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混淆 教育改革，尤其是宏观层面上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往往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改革。 教育的问题，在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也会有所表现；同样，社会问题也会在教育领域出现相应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很容易被混淆。学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出现了问题，也会在学校里面表现出来，我们却把这类问题当成教育问题去对待，用教育的方法去改变它——这是不可能解决的。 以职业教育为例。职业教育发展的症结不是投入、管理等问题，最根本的是社会分层。 大量调查表明，凡是进入了职业教育轨道的学生，最后就进入了社会底层。不管你说职业教育有多光荣，人们都不愿意让孩子送去接受职业教育，道理就在这里。这种状况完全不是靠教育改革能改变的，而是要依靠社会阶层利益的调整。例如，通过立法建立国家资格证书制度，凡是国家级高级技工，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大学教授，那时候公众对于职业教育的态度自然就会发生变化。 还有现在社会议论最热的高考改革，许多人认为这是学生减负的好办法，这就是把学生负担当作一个教育问题去对待，试图用教育改革去改变。这也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中国学生负担这么重，校长老师负担也这么重？很简单，这不是教育问题。 中国这么多人口，就业压力肯定大，同时现代化意味着产业对劳动力要求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是对教育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另外，社会保障机制没建立起来，找不到工作往往意味着你的基本生活会出问题。这就决定了老百姓必须通过教育来竞争饭碗。 强迫学校不补课不可能真的达到减负的目的，因为你禁止不了社会上的各种补习班，即便你强行取消所有补习班，也无法禁止家长在家里给孩子加压。高考不分科、减少考试科目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学业负担的根本原因是前面所说的两方面社会原因，而不是教育本身的原因，不解除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剩下一门还是要累死学生。通过问题辨析，弄清楚学生负担不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是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的前提。 第二类问题 把管理问题和教育问题混淆 2004年发生在云南大学的“马加爵事件”，可以说是这类问题的代表。这类问题看似是具体的大学生思想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实则主要是一个具体的管理问题。 稍微细致一点阅读马加爵事件的材料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开展相关教育也有益处，但这个问题本身主要不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管理问题。 受到舍友那样的欺侮而又投诉无门，很多心理正常的人都有可能进行极端的报复。如果我们的大学生宿舍管理建立了有效的合约和投诉机制，学生入住宿舍即签订协约，知晓和承诺在宿舍哪些事情不能做，否则将受到批评教育乃至处罚，并知晓受到舍友干扰或欺侮可以去何处投诉，投诉后又能到迅速有效的解决，那么，这类事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试想要是马加爵在第一次受到同学欺侮时就可以提出投诉并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他和同学的矛盾就不会日积月累到须通过杀人来了断的地步了。 第三类问题 把政治问题和教育问题混淆 实际上，从教育专业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孩子的智力水平、人格特征、兴趣倾向等都存在差异，因此把每一所学校都办到“重点学校”的水平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让学校办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允许孩子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兴趣选择不同的学校，将来成为自己想成为并能够成为的人。 但是，这样的观点，在目前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是很难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显然，这不是教育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它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从专业角度来说，这不是个问题，但因为他“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于是教育行政部门也不能忽视，因而也就成了问题。但我们千万别忘了，它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教育问题，别指望通过教育的方法来真正解决它。只有社会阶层利益调整合理了，各阶层都能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这种所谓教育均衡发展的矛盾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所有办过教育的校长没有人承认教育能均衡，因为每个人从出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真正要做到的是学校多样化。提供最适合孩子的教育，这才是教育改革的方向。 以前有一句流行的话，“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也是错的，应该是“没有差生，只有进错了教室的学生”。包括人们呼吁的“学生减负”，是所有的孩子都认为所有课都是负担吗？不是的，数学天才就认为数学没教够。老百姓心里的怨气需要用政策手段解决，但千万别指望说把学校办得都跟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一样，不可能、也不应该。 总之，中国教育改革连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现在最需要的是把问题搞清楚，厘清问题，进而再寻求解决之道，否则就会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