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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使其在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
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决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现在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今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推出评论员文章《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指出，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事实充分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关键时刻，高层一锤定音，让民营企业家安了心。
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发展和公平？企业家如何更新自己的财富观？相关学者和商界领导者都曾有深入思考和精辟论述。以下观点分别来自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正和岛首席经济学家王林，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名誉主席、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前主席刘明康，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刘东华。
希望这些思考和观点能为你带来启发和借鉴。
王玉锁：
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
民营企业将迎来更大机遇
作 者：王玉锁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中国光彩会名誉副会长、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
来 源：中华工商时报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是南北朝文学家庾信表达感恩和不忘本的诗句。作为伴随改革开放、在党的富民政策下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近些年越来越“在乎名声”，渴望为国家发展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新时代为民营企业致富思源的情怀，提供了一个绽放“光彩”的大舞台。
近日，中央统战部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光彩事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对民营企业参与新时代的光彩事业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意见》的推出可谓恰逢其时。自1994年发起光彩事业以来，民营企业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实践，为光彩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党中央作出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部署。此时重申推进光彩事业创新发展，为民营企业持续做好光彩事业提供细致指导，非常及时，意义重大。
近日细读《意见》之后，我有以下几点学习体会：
1. 民营企业希望投身光彩事业表达感激之情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也是民营企业家等先富群体的内心所向。作为先富群体，民营企业家在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等方面超出普通民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帮助和带动还没跟上来的群体一起奔向美好生活，是同为中华儿女血浓于水的情感召唤，也是越来越多物质富足的企业家的精神自觉，更是民营企业的时代价值与荣耀所在。
民营企业一直抱有致富思源、反哺社会的情怀。过去四十多年来，民营企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跟改革开放休戚相关。对于改革开放和国家支持创新创业的感恩和感激，一直指引和鼓舞着民营企业富而思进、义利兼顾，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到光彩事业中；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民营企业希望通过创新的方法和模式，持续推进光彩事业迭代升级。
2. 民营企业历经40多年发展具备投身光彩事业的能力
民营企业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风雨洗礼、艰苦蜕变，能力和实力不断积累进化，如管理能力、人才资源和资金实力等，有条件和基础为新时代的光彩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民营企业能够一如既往做好光彩事业，也得益于各级统战部门、工商联组织、光彩会组织的有力引导和组织。此次《意见》也特别强调了加强组织保障，让民营企业能够更加放心、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光彩事业中来。
而让民营企业家们充满信心的底气还在于，在“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光彩精神引领下，在向共同富裕伟业扎实推进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必将迎来更大的机遇、实现更好的成长和发展，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3. 民营企业家渴望通过投身光彩事业回馈社会、赢得尊重
民营企业投身光彩事业，不仅有意愿、有能力，还有需求。如何通过“先富帮后富，带动实现共同富裕”等光彩行动，赢得社会尊重，是民营企业家聚会聊天的必谈话题。《意见》为民营企业家们理清了思路，明确了抓手，就是要“当光彩人、立光彩业、干光彩事”：
比如将企业的产业投资方向聚焦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重点区域；将资本、技术、人才、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注入农业农村，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成立公益基金会、设立专项基金，探索实现商业思维、科技力量与公益慈善实践的有机结合等，都是“光彩事”。
行胜于言。民营企业如何干好新时代促进共同富裕的“光彩事”，我有四个方面的落地建议：
一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率先改进内部激励机制，本着勤劳创新致富的原则，提高中产收入员工的比例。民营企业吸纳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口的80%以上，实现了民企员工的共同富裕，将有力带动整个社会的共同富裕。
二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自愿提取利润的一定比例，用于公益慈善支出。通过建立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基础机制，为光彩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三是在“双碳”目标牵引下建设“碳惠村”，为乡村振兴探索新模式。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与有碳汇输出能力（村里无工厂、矿山等）的村庄结对，企业购买村庄的农业、林业碳汇，在实现自身碳中和的同时，让村民获得碳汇收入。以我国西北地区为例，农民种植1亩果园可以产生2-3吨碳汇，一个村每年产生的碳汇，能够中和一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碳排放量；同时，绿色、低碳的农产品还将获得市场和品牌溢价，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
四是在全社会营造“争做光彩事、热爱光彩业、尊重光彩人”的文化氛围。建议推行光彩事业“揭榜挂帅”制，国家及各省市县分级发布需要企业参与的光彩项目，鼓励企业积极揭榜，主动承诺与担当，并对贡献突出的企业进行排榜评选及表彰宣传，带动全社会形成做公益、爱奉献、受尊重的良性循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步。
4. 新奥积极践行光彩事业，争做民营“光彩企业”标杆
作为受益于国家富民政策、受益于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的民营企业之一，新奥将持续践行光彩事业，率先试行上述四个建议，为新时代的光彩事业探索新模式、新方法。
自1989年创立至今，新奥始终坚持产业带动和公益帮扶双轮驱动，坚定行进在光彩事业的道路上。在产业带动方面，近年来，新奥聚焦西藏、内蒙古、广西、云南等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以产业投资的方式，发展旅游业、综合能源、煤化工等产业，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就近就地就业，总投资额超182亿元；在公益帮扶方面，新奥积极参与"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等行动，新奥公益慈善基金会自2005年成立以来，在帮扶弱势群体、资助困难学生和改善办学条件等方面也做了大量投入。根据已有的统计数据，新奥在公益帮扶方面的总投入超9亿元。
新时代是民营经济乘风破浪的最好时代,也是民营企业家建功立业的最好时代。新奥将和其他民营企业一道，一方面努力抓住机遇继续做大做强，为社会创造更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努力把《意见》的指导真正落到实处，学思践悟、知行合一，争做新时代"富而有德、富而有爱、富而有责"的光彩企业标杆，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光彩事业持续贡献力量。
（本文来源于《中华工商时报》，发布日期为2021年9月7日）
王林：民营企业要读懂政策
口 述：王林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正和岛首席经济学家
视频内容为9月6日王林在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的发言片段
对于民营企业和投资者而言，要对大趋势有一定把握。
首先，国家的既定方针不会变，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也会一如既往。9月6日我在河北正定参加“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致词给了民营企业家巨大的鼓舞，我在当天的论坛上谈到“今天刘鹤副总理的讲话消除了民营企业家的某些顾虑，相当重要。”
但当下我还要说一个重点，即在中共建党一百周年、中国全面消除贫困之后，中共第二个百年的目标之一、带领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会在法治的轨道上，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上，以“渐进”的节奏前行。
而此时此刻作为投资者，最可怕的就是“你以为”。因为你曾经对于国家发展趋势与路径的认知与实际的国家布局很可能并不一样。
效率与公平在一个天平的两端，现在的概念是，国家要在公平这一边加上筹码；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与全体人民这个天平的两端，国家要兼顾。
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和固化，市场才能真正被激活，新的产能和新的力量才会出来。
其中的底层逻辑，大家可以从中央监管层的几个重点方面对号入座来进行观察：
1. 对社会治理和一些政府政策构成挑战的企业
有些企业觉得自己规模足够大，甚至去挑战政府权威。实际上，在中国没有所谓“大到不能倒”的企业，更不要去挑战国家法律底线。
这类企业有几个特征需要我们特别警惕：
1）跟国家经济、金融体系有深度绑定，很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2）一旦引发风险，具有传导效应；
3）有庞大较大数量的员工，对就业影响很大；有完整的上下游产业生态体系，有较大规模用户；
4）在技术领域深度积累，具备科技垄断的能力。
2. 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企业
现在的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国家安全问题要慎之又慎。同时国家安全问题分很多的维度，接下来我会从这些维度划分来进行讨论，涉及这些问题的企业会被监管的。
1）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
外部安全，就是我们国家重视的反侵略、反分裂、反东突、反藏独以及反港独等等，这些比较好理解。
内部安全相对要多说一点，因为我们内部安全现在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
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可能还不如某些企业对我们的了解。我们有什么爱好自己还没察觉到，企业就已经察觉了，我们的一些动态，家人都不知道，但是企业已经掌握了，尤其互联网企业，很多都是这样的。
如此一来，这些企业如果在手机里输入一些软件，就可以窃听用户的通话，寻找到用户关注的东西，然后定向推送一些相关的咨询，这类行为国家其实很重视，并且已经在监管了。
2）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
国土概念不用讲了，国民安全其实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一个打车软件在美国上市会引起国家严格的审查？因为我们的国土安全不仅仅是边界不容侵犯，也牵扯到我们的数据不能轻易地被别人拥有。
美国曾经公布过一个统计，说我们国家加班最多的单位有两个部，因为这两个地方24小时不断地有人在打车，在叫网约车。
表面上来看好像只是一些数据，实际上它牵扯到我们国家一些重要部门的工作情况，甚至工作习惯会被国外所窃取，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我们刚刚出台的数据安全法里面明确规定了哪些数据是不能够对外的，企业要对此有所了解。我们的国土如何，我们的国民关心什么、需要什么、短缺什么，像这样的数据，都不应该流到国外去。
3）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概念大家都知道，那什么叫非传统安全？就是过去没有列入到传统安全领域的那些问题，比如生态安全。
经常关注新闻的人可能看到过这样的报道：有些国家给中国进口的玉米里面带有某些非常危险的外来生物，这种生物一旦进入我们国家，可能会给我们的农业生产或者说粮食生产带来巨大的问题。也因为我们原来没有这样的生物，它来了之后没有天敌，一旦形成灾害，我们也没有经验来处理。
所以一些涉及农业生产的企业，要在这方面高度警惕，国家也会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
3. 与重大国计民生相关的企业
对于一些特定的，与国计民生相关的行业，国家有整体战略导向与部署，背后有顶层价值观与逻辑的驱动。
比如石油行业。
中国目前使用的石油，70%到80%靠进口。这就涉及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国际上有高烈度对抗，马六甲海峡被封锁，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现在也有靠缅甸、靠巴基斯坦、靠俄罗斯建立石油管道，但这些目前都不能够满足中国的需要。
有了这个底层逻辑，就要求相关行业的企业做好第二曲线设计。
企业家该如何判断自己所处的行业，是否处于上述情况呢？有几个维度的标准：
1）现在国家强调社会公平、稳定，你的企业是否涉及核心资源，是否会触犯社会价值观，违背新一轮国家政策？
2）仔细想想这个行业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哪些方面的进步？
3）如果你的行业需要资源整合、配置，是该由国家统一调配，还是由市场说了算？
4）这个行业是否涉及资本运作？在多大程度上牟利？
这里我举个例子，教培行业。在这之前，可以说我们国家有多少小学和中学，几乎就有多少家校外培训机构。相当于我们有两套教育系统，一套是国家主导的教育系统，一套是资本主导的教育系统。而资本主导的这套教育系统，因为内卷和逐利，甚至拉升了这个国家对于后代的养育成本。
为什么现在中央叫停，要求所有这样的教学机构都改成非营利性？就是因为有些行业不适合太逐利。
5）这些行业能否，以及如何保证民生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这里我也简单提一下，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娱乐行业。不管是游戏还是所谓的娱乐圈，国家现在都已经行动起来去进行规范了，也是对社会风气的一个纠偏。
4. 监管重点转向保护消费者
我们之前的实践是追求给企业和资本更大的空间，有一点任由企业发展扩张，政府总在呈现支持大企业，但那是在新时代之前。
现在监管机构选择的是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这是一个动向的转变。
当下一些互联网平台的问题有很多，比如我刚才讲的利用巨额资金碾压新产能，但在与消费者直接相关的方面，我们的监管主要关注两个问题：
1）无止境搜集用户的隐私；
2）利用人性来诱导消费和大数据杀熟。
这些方面如果监管机构不介入，消费者的权益是很难得到保护的。
5. 监管注重保护普通劳动者
更重视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劳动密集的行业和企业应予以重视。
比如说我们现在非常关注一千万左右的外卖员。
我们有时候会看见一些新闻，说一个外卖晚了一点，顾客不依不饶要投诉，外卖员跪下来为自己求情，这时候还有人在说顾客付了钱，就是占理。我希望大家知道，他们真的不容易。
第一，他们是没有保险的，在送餐途中出了事故就出了事故，很难获得赔付。第二，他们几乎被算法逼到了墙角。举个例子，从甲地到乙地送餐，常规的时间是5分钟，后来因为有一个骑手逆行闯红灯，4分钟就送到了，我们的平台立马就把这段距离的送餐时间视为4分钟，逼得所有骑手都去逆行，都去闯红灯，有很多的伤亡事故就是这样产生的。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明确要求的保护普通劳动者就是关于这个，目前我了解的是浦东即将推出相关的法规，要求必须给外卖骑手买保险。
6. 涉及文化领域的企业
最后一个我们监管的重点就是文化产业的。这里我只说一点，那就是凡涉及思想文化的内容发布，都是要遵循正向引导原则，绝对不能越过边界。
以上是我们国家现在重点监管的6个领域，我们也看到了国家在部分领域的相关动作，呈现一些不同往常的特征：以前给予一些提醒和缓冲，现在国家对不合理行业整治的决心越来越大。
重构意味着转向，未来我们还可能在那些节点产生转折？
我觉得可以从四个领域出发来加以关注：社会风险、国家风险、金融风险和环境风险。
1. 企业要求：从重经济效益转向效率与社会价值并重
原来我们主要是赚钱，企业交税交得多就好，赚钱赚得到就好，但现在我们开始重视社会价值，要看一个对社会做了什么贡献。
2. 互联网平台：从发展为先，到规范为重
这里我要再次强调《数据安全法》的重要性，所有只要跟互联网，跟数据有关的行业，必须好好去看。
我们国家刚刚颁布的《数据安全法》，是数据产业变革的开始。同时从国际层面来看，它带有深刻的大国博弈的性质。现在世界各国为了争夺数据主权都下足了功夫，可以说，数据已经取代土地，取代劳动力，成为了最重要的资产。
3. 人口：从节制生育到放开生育
一个社会要正常的更迭，综合生育率至少需要2.12，就是一对夫妻要生2.12个孩子，这个社会才能正常的发展。
我们常说发达国家生育率低，他们是1.6，等于一对夫妇养育1.6个孩子。那中国现在是多少？1.3，比他们还低。
为什么大家都不生孩子？首先观念上变化了，第二个，我们的生育和养育成本太高了。
我们说压住生育的有三座大山，第一座是养育成本太高，第二座是住房成本太高，第三座是医疗成本太高。
国家也知道这些问题，最近期我们看到的就是国家在降低养育成本。比方说整顿校外培训，把这些家长的钱从疯狂补课中解放出来了一部分，然后接下来就是打虚高的医疗成本。
至于我们国家的住房成本，其实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压了5年了。现在房价，包括二手房，其实都不是市场定价，而是政府定价，为的就是不让房价疯涨。
“炒房”会大亏，除了国家政策调控之外，有4股洪流会冲击将来的房价：
1）人口越来越少
将来的人口越来越少，相对来说住房就越来越多了。现在人人都在积极买房，生育率又比较低，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就是，未来一个孩子不仅会继承父母的房子，还很有可能继承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房子。这种情况下，房屋的价值会大打折扣，这是第一个洪流。
2）干部财产要公示
反贪中我们看到一种现象，贪官收贿赂有时不是收钱，收的是资产，其中就有房产。现在我们的干部财产要公示，公示制度一执行，有些房子将来肯定是要卖的，这是第二个洪流。
3）投资性房产会被大量抛售
据我估计，我们会较快地开始收房地产税。
我国现在房产估值超过460万亿，这里面很多人是投资性买房，买这个房子不是为了住，是为了保值或出租。
之前房子一直在涨，为了对抗货币贬值，大家觉得买房划算。但现在房子不让涨了，同时反过来还要收税，这样一来很多人都会卖房。其实现在就已经有很多人在卖房了，但说实话，卖都没有人要，因为市场在降。
4. 市场：从内外并重到内循环为主
原来是既要出口又要内贸，将来主要是内循环，这一点我就不解释了，大家也都比较清楚。
5. 科技：从“1到N”转向“0到1”
现在我们很多的投资，更多还是在模式创新上，而中央鼓励的是硬科技创新，个中缘由相信大家感触也比较深。
6. 扶持策略：有变有不变
目前我们国家扶持三类企业：
1）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企业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叫国家企业。
这是因为，将来我们会越来越淡化企业的属性，以前是说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后会有国家鼓励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我姑且称之为中国的国家企业。
现在国务院国资委正在整合多个千亿级甚至万亿级的国家企业，纵向整合和横向整合都有。我也是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独立董事和顾问，跟大家说句心里话，现在在我们中国，国企不仅是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也是帮助经济更好发展的一个抓手。
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冲关阶段，一流国有企业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现在在这一点上，国有企业会越来越强。
2）民营企业
国家支持民营企业的方针是没有变的。
明年是党的二十大，这期间中国的经济一定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些方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根本方针要改变，只是说我们的结构会有一些调整。
在这里我还顺便讲一句，也是中央现在高度关注的：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更不是“杀富济贫”，大家不要有这个误解。共同富裕是要一起做大蛋糕，是做加法，不是做除法。只有蛋糕越做越大，才能共同富裕。
3）“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
“专精特新”，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中小企业。它们“小而尖”“小而专”，长期专注于某些细分领域，在技术工艺、产品质量上深耕细作，具有专业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等特点，有些企业因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一跃成为行业中的“小巨人”。
（本文摘自王林教授2021年8月26日在正和岛观澜塾的讲话精编）
刘明康：
贫富分化——怎么看和怎么办
作 者：刘明康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名誉主席、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前主席
陈永伟 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 源：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ID：cefco20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分化。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改革之初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3左右。此后，这一指标持续上升，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稳定在了高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9，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在收入不平等总体上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还表现出了几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在几个主要的“组间不平等”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近来已逐渐趋于缩小，而行业之间的收入则还在持续扩大；
第二，“组间不平等”的严重性已经充分显露出来，无论是城乡内部、区域内部，还是行业内部，都存在着巨大的收入不平等；
第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作为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劳动力回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回报却明显偏低，而资本回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明显偏高；
第四，从动态上看，我国的社会流动性正在减弱，社会结构正在趋于固化。
要深刻理解中国的不平等，就必须将这一问题放到“双重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当前，中国正在经历工业化转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现代工业社会，同时也正在经历着体制转型，由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这就决定了中国将同时遭遇由市场力量造成的不平等和由非市场力量造成的不平等。
一方面，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计划经济时代的绝对平均被打破，人们可以通过自己拥有的财富和能力获取收入。由于人的财富有多少、能力有高低，因此获得的收入就会有差异，不平等就会由此产生。
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的推进过程中，由于制度建设往往相对滞缓，因此就会产生大量的“寻租”和套利机会。一些人会利用这些机会获取收入，这也会拉大收入的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市场和非市场力量都有可能造成不平等，但是两类不平等在表现形式和社会后果上却存在着很多的不同：
第一，市场力量在带来不平等的同时，也会带来更高的社会流动性，而非市场力量在带来不平等的同时则会伴随着社会结构固化；
第二，市场力量带来的不平等相对比较容易被公众认同，而非市场力量带来的不平等则更容易被公众厌恶；
第三，市场力量带来的不平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而非市场力量造成的不平等则会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原因，在分析不平等问题时，应当先对造成不平等的原因予以正确区分。
从演化趋势上看，两类不平等都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推进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Ｕ型”关系。其中，市场力量带来的不平等存在“倒Ｕ型”的原因是市场竞争会自发趋向均衡，消除超额利润；而非市场力量带来的不平等存在的“倒Ｕ型”则源自于寻租机会和寻租收益之间的权衡。这两条“倒Ｕ型”曲线的叠加，就决定了经济体中不平等变化的总趋势。
在当前中国，一方面在“库兹涅茨机制”的作用下，由市场力量造成的不平等在达到了高点后已开始趋于缩小（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就是一个重要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利用体制缺陷进行寻租的收益正在逐渐增大，因此由非市场力量造成的不平等则正在趋于上升（腐败的频发就是一个重要表现）。
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不平等就总体上在高位徘徊。而行业间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劳动力回报份额低、社会流动性下降等现象，其实也是非市场力量导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具体表现。
针对以上状况，在我国现阶段，造成收入不平等持续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应该是由非市场力量导致的。为了破解收入分配的难题，当务之急是要通过改革，破解旧体制遗留的各类障碍，让市场更为有效地运作。
既然收入分配的结果是由市场和非市场两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要寻找导致收入差异扩大的具体原因也要从这两方面分别入手。为此，我们需要先找到造成两类不平等的具体原因。
1. 引发收入差距扩大的非市场原因
总体来说，目前导致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非市场力量主要有四种：行政垄断、城乡分隔、制度缺失和再分配措施的缺陷。
1）我国部分行业的行政垄断仍没有打破，这造成了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
目前，我国的不少行业例如金融、电信、能源等，都存在着行政垄断问题。行政垄断的存在会从三个方面让收入分配格局发生恶化：
首先，行政垄断的行业可以借助政策扶持等非市场力量迅速占领市场，从而保证超额收入；
其次，行政垄断行业可以利用定价机制推高行业收入；
最后，由于这些垄断行业的寻租空间巨大而监管却相对困难，因此容易滋生大量的“灰色收入”。
以上三方面原因的叠加，造成了行政垄断行业的员工收入远远高于竞争性行业的员工，并由此带来了居高不下的行业间收入差异。
2）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隔、区域分隔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这造成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存在。
尽管从趋势上看，我国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出现了缩小，但其差距依然较大，而这一差距的持续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户籍制度迟迟未得到根本性改革，城乡分隔、区域分隔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打破。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户籍制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户籍制度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阻碍了低收入群体通过流动改善收入的可能性；
其次，户籍制度造成了不同劳动者在享受公共服务上的不均等，事实上进一步增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再次，户籍制度也成为了劳动力歧视的重要来源，给务工人员带来了额外的就业成本。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户籍制度事实上已成为了阻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收入进一步缩小的最大制度障碍。
3）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缺失会造成大量的寻租机会，这是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阶段。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制度的缺陷及漏洞，这就会为寻租留下巨大空间，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具体来说，体制转轨中的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双轨制。从初衷上看，双轨制的提出是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而推出的过渡性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寻租和套利空间，从而为一些人获取“灰色收入”创造机会。
其次是内部人控制问题。在转轨的过程中，大批大中型企业都进行了公司化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大中型企业内部很容易形成管理层“内部人控制”的局面，甚至出现外部人通过暗持股份进行控制的局面。
因此，在这些企业的收入分配过程中，管理层和“实际”控制人就占据了主动的地位，广大职工只能被动地接受对自己的薪酬安排。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这些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变得不可避免。
4）在再分配过程中，我国也存在不少制度缺陷，这导致了收入分配难以趋于合理。
再分配，或者说二次分配，是纠正初次分配中的缺陷，让收入分配趋于合理的一个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的二次分配体系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制度缺陷，这就导致了二次分配不能完成既定目标，不能有效达到限制收入差距、保证收入平等的作用。
首先是税收制度上的问题。
一方面，我国的税收体制是以流转税（包括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等）为主体的，而收入税的比例则较低，这种税收构成不利于收入分配调节；
另一方面，在所得税的设计和征收上，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在现实中，高收入者往往更容易避税，而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反而成为了缴纳所得税的最主要人群，这事实上形成了一种逆向的收入分配调节。
其次是转移支付的问题。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体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限制了其进行收入分配调节的功能的发挥。
其一，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转移支付总额还较低，而用于实现均等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则更是不足；
其二，转移支付的结构和功能也依然有待优化。许多一般性转移支付项目有明确的指向，因而影响了转移支付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地区间协调发展等重要功能的发挥；
其三，转移支付形式上的问题也限制了其收入调节作用的发挥，税收返还等形式的转移支付非但不能缩小区域收入差异，反而会加大收入差距。
最后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其一，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现象较严重，这造成城乡、群体和区域之间的不公平；
其二，社会保障的实际覆盖面较窄、保障水平也较低，这造成了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难以充分实现；
其三，我国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还较低，这也影响了区域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
其四，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逆向调节现象，这进一步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均。
2. 引发收入差距扩大的市场原因
引发收入差距扩大的市场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1）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本质可能会让一些人的收入处于相对较低的状态。
根据市场的运作规律，人们能获得的收入根本上是由其所能作出的贡献，或者说其生产率决定的。因此一些健康状况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学习、工作能力较差的人群注定会处于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在技术日新月异、产业结构升级迅速的今天，大批来自农村，或者被落后产业和过剩产能淘汰的人员，难以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即使变换工作岗位，仍难以掌握相应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就会面临着巨大的失业风险。即使加以扶助，这部分人的收入仍会相对低下。
2）贫富分化可能会导致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让收入差距和社会层级固化。
有多方面的原因可能使收入分配状况固化：
其一，相对于低收入者，高收入人群可能具有更多的投资渠道、获取更高的资本回报率；
其二，高收入者的子女通常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教育，从而会将收入不平等通过教育进行代际传递；
其三，不同收入群体在社会关系上也会存在很大不同，这种差异也会造成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扩大。
由于以上三方面原因的存在，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就可能出现，整个社会阶层和收入分配格局就有可能趋向于固化。
3）创新活动在带来巨大动力和贡献的同时，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失业等问题，也会导致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
今天，技术进步和市场创新日新月异，不少是通过“创造性的毁灭”实现的，在给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一些群体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会对其另一些群体构成损害。
首先，创新的“技术偏向”性和溢出效应可能导致原有产业和相应岗位，以及跨产业、跨岗位的重大重组和重整，原有的收入分配分化，使得大量不能掌握新技术的人就会面临减收乃至就业的压力；
其次，创新也会让同一岗位内部的不同从业者之间出现收入的分化。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新的重组不会整体消灭旧岗位，甚至会产生新的就业岗位，但从事这些工作岗位的要求会发生较大变化，从业人员的优胜劣汰和重新培训后的效果差距，也都可能会造成员工的收入不平等加剧。
3. 应对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政策建议
在双重转轨的大背景下，对不平等的应对应该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应当破除阻碍市场机制运行的各类体制性障碍，切实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尽量在初次分配中让各类要素按照其贡献获得相应的回报；另一方面，应当出台相应的措施，弥补市场运行中出现的缺陷，利用二次分配对过大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
具体来说，如下几方面的工作是尤其需要重视的。
1）要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切实打破行政垄断。
要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经济机制，就必须切实打破行政垄断，具体来说，应当做到如下几点：
其一，要放开准入、引入市场竞争。除了那些私人资本不易流入而又涉及重大民生的领域以及切实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及部分存在自然垄断的部门外，其他的部门都应该开放准入，让市场在这些部门的资源配置过程中也发挥决定性作用；
其二，要完善立法，推进行政垄断的破除。要构建全方位的垄断规制法律体系，让治理垄断有法可依；
其三，要依法加强有效监管和对腐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2）应当彻底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分隔和区域分隔。
对户籍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是最终打破城乡分隔和区域分隔的关键，也是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最关键一步。考虑到改革的可行性，我们建议变一步到位的户籍获取为逐步获取公共福利。
当外来人口达到了一定的条件后，可以逐步给予其医疗、教育、养老等本地福利待遇，这样户籍所附带的一揽子福利就会被逐步剥离开来，其本身的价值也会逐步减小，最终消失。我们认为，相对于现在不少地方推行的积分落户措施，这种逐步获取福利的方式将更有利于引导外来人口本地化的有序进行。
3）应当加快制度建设，杜绝寻租和灰色收入。
其一，对于不少采用“双轨制”推进改革的领域，应当尽快实现制度的并轨。
其二，针对内部人控制问题，一方面应当加快大中型企业的产权改革，解决“所有者缺位”和所有者“越位”的问题，实现企业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另一方面，对于各种类型的企业应当科学地加以分类，有针对性地加强公司治理建设，完善风险内控和外部监管，对违法违规的，要依法加大处罚力度，形成常规的有效威慑。
4）应当推进税收制度的改革，用税收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
要实现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一个合理的税收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具体来说，如下几方面工作是最为关键的：
首先，应当对税收制度进行重新设计，更加突出税收的收入调节功能，逐步建立以调节收入分配为导向的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其次，要对所得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要将分配所得税制改革为所得综合评税的做法，从不断提高起征点的做法，改为以家庭为单位，实行负担扣除后缴纳所得税的科学做法，在坚持差别、渐进的所得税基的基础上，适当降低所得税税率；
再次，要健全和完善财产税与消费税，真正发挥财产税调节收入分配公平的作用，应当适时推出固定资产保有环节税，研究开征遗产税；
最后，应当强化所得税税收征管能力的建设，对全球化时代下国民在全球收入和避税等愈发广泛而又现实的问题，迅速研究、适时产生符合国际良好做法的评税机制和相关法规。
5）应当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促进全国范围内保障体系的整合。
目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完成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应当推进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与整合，分阶段、分项目地实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低保制度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整合；
第二，应当切实扩大社会保障实际覆盖面，要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参保率，提高城乡低保的覆盖人群比重；
第三，要逐步提高最低社会保障待遇水平，要建立起基础养老金和城乡低保标准的正常增长机制；
第四，要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尽快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关系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6）应当建立合理的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公平化。
具体来说，应当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要改革原有的教育投资体制，将二元的教育投资体制变革为一元的教育投资体制，继续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力度；
第二，要减小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做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充分供应和真正普及；
第三，要加强职业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的教育培训力度，重点提升培训和教育的质量及水平，针对不同类型群体，做好国家出一点、市场帮一点的免费培训办法，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和就业能力，帮助其就业和再就业。
7）应当加强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作用。
包括三点：第一，发挥慈善和个人自愿捐助等第三次分配形式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第二，营造鼓励个人自愿捐助和投身慈善活动的有利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如税收激励等；第三，加强持续、精准扶贫。
（本文为亚布力论坛研究报告《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精要，刊发于2016年）
刘东华：企业家要升级财富观
作 者：刘东华 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
财富观，就是更加感性、更可触摸、更带“钱味”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是“笑贫不笑娼”，还是“笑娼不笑贫”？是“宁可坐在宝马上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还是“宁可坐在自行车上笑，也不坐在宝马上哭”？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还是“见利忘义，不择手段”？等等，不同的财富观，反映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行为准则。
源自西方的300年近现代商业文明，一方面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生产力、升级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越来越尖锐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对立，乃至于经济社会的不可持续和很多人眼中的“礼崩乐坏”。究其财富观的根源，其实就是一句话：企业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天职。
试想，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最高效的资源整合者和创新探索载体，如果扮演的只是背后资本的造富机器和吞金巨兽，为了股东利益最大化不惜碾压一切其他利益相关者，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进入21世纪，我提出人类新商业文明的价值主张应该是“先问是非，再论成败”，而不应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成者王侯败者寇”。貌似抽象的“是非”，其实通过很简单的三问就一目了然：是否伤害别人、是否伤害环境、是否伤害未来。
之后我又著文《让一部分人先高贵起来》，这个“高贵”当然不是谁能给自己封的，而是在小平同志鼓励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越来越多的人真正开始富起来之后，要有一批人先行一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更新自己的财富观，从“为什么要富起来”，“用什么方式富起来”到“富起来之后怎么办”，从理念到行为给大家一个积极正向的呈现和示范。
普通民众的财富观虽然也很重要，但它影响的主要还是自己和与自己最亲近的人。只有那些在追求商业成功的过程中拥有了更多甚至巨大财富的人，他们的财富观才会影响更多人，以至于起到风向标的作用。
因此，所谓“让一部分人先高贵起来”，我们更关注的是那些“先富”乃至已经成为“巨富”的人们，他们怎样想、怎样说和怎样做，才更有助于给失范的社会财富观纠偏，让失衡的社会心理找回平衡，让失准的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公正。
这么多年的追寻，到目前为止我能为企业家群体找到的最美好的财富观，就是成为社会财富的“受托人”。
小而言之，是成为亲友、员工、客户、股东的受托人，大而言之成为社会、时代、环境、子孙的受托人，总之能力越强、财富越多、事业越大，被托付的责任就越大，被寄予的希望与期待就越高；与之相应的，从中获得的成就感、崇高感和幸福感当然也就越高，不然就没有天理了。同样是沸腾，开水有100度就够了，岩浆却要1000多度，如果有足够的生命能量，谁不愿意尽情地释放呢?
很高兴看到去年（2019年）的8月19日，181家美国公司CEO共同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虽然来的有些晚，但毕竟是朝着更好的财富观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特别可悲的是，与这份宣言书的内容相反，有人却在扛着“美国优先”的大旗全面倒退，为自身的短期利益最大化不惜背弃信用，伤害盟友，疯狂“退群”，通过撞破商业与政治文明的若干底线把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带到越来越危险的境地。
这就叫“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这就是不同的财富观、价值观可能给一个人、一家企业、一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家园带来的影响。
德不配位，必有殃灾。不管是权位还是财位，也不管是高位还是低位，都必须以感恩与敬畏之心遵道而行，才可能不负所托、行稳致远。
面对各种各样的经验教训，作为大大小小的受托人，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