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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神州又上市了。
2021年12月15日，被称为中国创新药“一哥”的百济神州登陆科创板，成为全球首家在美股、港股、A股三地上市的生物医药公司。科创板上市首日，百济神州开盘价176.96元，截至发稿前，市值2169亿元。
百济神州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全球性、商业阶段的生物科技公司，专注于研究、开发、生产以及商业化创新药物。目前，公司已有11款自主研发药物进入临床试验或商业化阶段，3款产品获批上市。
在中国创新药界，百济神州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其创造了多个“首次”——首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国内首家在纳斯达克和港交所双重上市的新药公司、首家自研抗癌药物出海，改写中国抗癌药“只进不出”尴尬历史的公司；在融资方面，百济神州还屡创行业纪录，被称为“最烧钱”药企。
在其背后，有一家“痴心陪伴”7年的投资机构，那就是高瓴。从2014年以来，高瓴共计参与了百济神州的8轮融资，是百济神州在中国唯一的全程领投投资人。在美股股票市场，百济神州也是高瓴长期以来的一大重仓股。
而伴随百济神州的3次IPO，高瓴也成为了幕后的大赢家。自2016年2月百济神州登陆纳斯达克，目前美股股价已翻10倍；2018年港股上市至今，股价接近翻倍，总市值达2849亿港元。
首家“三地上市”创新药企
创始团队背景显赫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百济神州是一家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公司。
公司创始人之一王晓东——顶级科学家，生物医药圈的业界翘楚。198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只读了一年研究生课程的王晓东选择出国留学，进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师从Richard A. Padgett攻读博士学位，从事研究哺乳动物前信使mRNA剪切的研究。
2004年，41岁的王晓东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也是美国科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成员之一。2006年，王晓东又获得了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2010年，王晓东正式回国，担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期间，王晓东一直都有个创业想法，“如果我们做科研的人不去参与创新创业，那又该谁来参与呢？难道让大学生们来做？”
也正是在这一年，王晓东与欧雷强一拍即合，创立了百济神州，决定要一起做中国的“基因泰克”。
来自美国匹兹堡的欧雷强是一名商界精英，背景也十分光鲜。欧雷强拥有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及麻省理工大学学士学位，曾在麦肯锡做商业咨询顾问，并先后在多家生物药企担任高管。在创立百济神州前，欧雷强还创立了医药研发外包企业保诺科技，该公司后被Pharmaceutical Product Development Inc.收购。
据说，最开始是王晓东想拉欧雷强到美国旧金山湾区创业。后来，欧雷强说服了王晓东。欧雷强认为，“中国的医药市场是个金矿，创业还得在中国”。就这样，两个站在生物医药圈顶端的“牛人”组成了科学家和商人珠联璧合的黄金搭档，向“抗癌药”进击。
在创业初期，百济神州就定下了“国际化”的发展方向。“百济神州虽然是中国成长起来的药企，但它有一个全球的野心，那就是希望它的药能够卖向全球。”王晓东曾表示，“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
凭借两人的影响力，百济神州很快就组建了一支专业团队，获得了天使投资。然而，新药研发投入着实很大，困难也远比想象的多。百济神州的开头虽然顺利，但在前期也经历了一段资金匮乏的艰难时期。据悉，在最窘迫时，几百块钱的试剂都要省着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账上只有1万多块钱。”王晓东曾回忆。
直到2013年，百济神州与默克集团接连签订了两项战略合作，分别将治疗癌症的第二代BRAF抑制剂BGB-283与另一款治疗癌症的PARP抑制剂BGB-290的海外开发和商业化权益许可给默克。其中，BGB-290药物的合作可谓是当时中国创新药企与跨国公司签订的最大协议，这在一时间也引起了不小的行业震动。
从此，百济神州在整个医药圈声名鹊起，并逐渐引来资本市场的侧目与追捧。经过10年的摸索与深耕，如今的百济神州不仅成长为国内创新药企的标杆，还成为了首家同时在纳斯达克、港交所、科创板三地上市的生物科技企业。
高瓴重仓，7年陪跑，公司无控股股东
在百济神州背后的机构投资者中，高瓴绝对是绕不开的一家。从2014年开始，高瓴几乎参与了百济神州的每一轮融资。
2014年11月，百济神州完成7500万美元A轮融资，高瓴与CPE源峰投资；2015年4月，百济神州完成9700万美元B轮融资，高瓴、CPE源峰再次加码。从2016年纳斯达克上市，到上市后的定向增发，再到2018年港股IPO，高瓴是百济神州在中国唯一的全程投资人。
2019年11月，全球生物制药巨头安进公司以约27.8亿美元购入百济神州20.5%的股份。该交易被称为全球生物制药企业和中国生物制药企业之间有史金额最大的交易，也是全球生物制药领域金额最大的一次股权投资。
紧接着2020年7月，百济神州又引入一笔20.8亿美元的融资。高瓴作为锚定投资者认购了其中不低于10亿美元的份额，安进公司和Baker Brothers同为主要投资者。
而这一次，已经是高瓴连续第八次投资百济神州。高瓴合伙人易诺青曾表示，“我们投资了百济神州，至今一股都没有卖过。”直到现在，百济神州仍为高瓴在美股的第一大重仓股。
很多人都知道，近两年，高瓴持续强化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布局，频频出手，动作不断。高瓴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还曾在2020年香港交易所生物科技峰会上透露，高瓴在生物医药行业已投资了1200亿元。实际上，高瓴在一级市场的生物医药布局正是肇始于百济神州。
张磊在其《价值》一书中提到，百济神州强大的管理团队和卓越的科研能力是投资判断的逻辑起点。而百济神州在创立之初的共识，即“要做就做全球最好的抗癌创新药”，这种对产品和临床实验的极致要求、着眼未来的战略远见，以及对中国创造和原发创新的强烈信念也与高瓴“重仓中国”的决心不谋而合。
截至科创板IPO前，高瓴持股百济神州12.05%。由于股权结构较为分散，目前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安进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20.19%，Baker Brothers持股12.50%。
3款自研药物已获批上市，目前仍未盈利
频频大额融资，屡创股权融资纪录背后，是百济神州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
根据招股书，2018年、2019年、2020年及2021年1-6月，百济神州的研发费用分别为45.97亿元、65.88亿元、89.43亿元及41.51亿元。可见，在短短3年时间里，百济神州的研发费用就超过了200亿元。
目前，百济神州共有3款自研药物已获批上市，处于商业化阶段，包括BTK小分子抑制剂百悦泽®（泽布替尼胶囊，zanubrutinib）、抗PD-1单抗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tislelizumab）和PARP抑制剂百汇泽®（帕米帕利胶囊，pamiparib）。
其中，百悦泽®获得美国FDA加速批准上市，并已在阿联酋、加拿大、以色列、智利、巴西、新加坡、澳大利亚、俄罗斯获批上市，是首个出海的中国本土创新药，实现了本土新药出海“零的突破”。
百悦泽®的主要适应症包括套细胞淋巴瘤（MCL）、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边缘区淋巴瘤（MZL）等。2020年12月28日，百悦泽®针对MCL和CLL/SLL的两项附条件获批适应症已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成为截至目前唯一被纳入医保范围的国产BTK抑制剂。
百泽安®的主要适应症包括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cHL）、尿路上皮癌(UC)、非小细胞肺癌(NSCLC)、小细胞肺癌(SCLC)、肝细胞癌(HCC)、胃癌(GC)、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等。2020年12月28日，百泽安®针对cHL和UC的两项附条件获批适应症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百汇泽的主要适应症则主要包括卵巢癌（OC）、乳腺癌、胃癌（GC）等。
报告期内，2021年1-6月，百悦泽®的销售额超过4.1亿元；百泽安®自2020年3月正式开始销售到2021年6月30日，已累计实现超过19亿元的收入。不过，在产品销售的同时，由于公司将继续投入上市药品的适应症拓展研究，伴随相应研发支出增加，已上市药品销售仍处亏损状态。
除了这3款已上市的自研药物外，百济神州还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新打造了其他丰富的管线储备。截至2021年11月4日，公司的商业化产品及临床阶段候选药物共有48款，包括10款商业化阶段药物，2款已申报候选药物和36款临床阶段候选药物。
而在自主研发药物的同时，百济神州的商业组合中也包含了合作方的授权许可药物，包括由百时美施贵宝授权在中国大陆销售的瑞复美®（来那度胺胶囊）、维达莎®（注射用阿扎胞苷）及ABRAXANE®（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由安进授权在中国大陆销售的安加维®（地舒单抗注射液）和倍利妥®（注射用贝林妥欧单抗）等。
作为中国本土创新药企中全球临床布局和运营的领导者，百济神州还通过对外授权的方式推进自主研发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发及商业化。比如2021年，公司与诺华达成合作，授权诺华在北美、日本、欧盟及其他6个欧洲国家共同开发、生产及商业化百泽安®，为迄今为止中国药物授权交易首付款金额最高的合作。
然而，因为新药研发始终需要保持高额的投入，加之公司上市药物的获批周期不长，如今百济神州依旧尚未盈利。2018年、2019年、2020年及2021年1-6月，公司营收分别为13.10亿元、29.54亿元、21.20亿元及48.91亿元；同时期内，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47.47亿元、-69.15亿元、-113.84亿元及-24.93亿元。
关于市场对百济神州烧钱、长期亏损的质疑，百济神州全球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吴晓滨曾在采访中回应表示，医药公司的研发经费，大部分是用在临床上。为什么临床试验的投入高？因为百济神州的临床试验做得多，不仅在中国做，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做。
“如果你在全球做临床试验，这就是国际大公司，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研发投入其实不多。如果按照国内企业过去的标准，那研发支出就比他们高出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