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俞敏洪：我始终有一个信念

    陆向谦：您夫人和母亲在您创业的公司里影响很大，还有就是您请来了几个朋友进了创业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您学到了什么东西?

    俞敏洪：先讲过程吧，新东方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个人和家族阶段、合伙人阶段、股份制改造阶段，最后是国际上市阶段，现在新东方在第四个阶段，因为新东方已经是美国的上市公司了。

第一阶段实际上是我一个人干，从北大出来了没事干，我就早上出去贴广告，下午坐在那里等学生来，晚上到别的培训机构去上课。后来慢慢的，学生就多起来了，然后我就发现忙不过来，也没钱请别的人来干活，我就和我老婆说，我们现在自己办学好像没有问题，你在中央音乐学院做老师那么辛苦，每天骑车来骑车去的，连公共汽车也不坐，我说你干脆别做了，回来帮我吧。后来她就真的在92年辞职了，跟我一直干到了96年，她管行政、后勤、招生，我管上课和教师质量。这个过程中，还插入了一些家族因素，比如我老婆的姐夫也跑到新东方来干活，我的姐夫也跑到新东方来干活了。当然了，他们都很能干，但是很明显都带着家族企业的倾向。我老妈没有参与过新东方的具体工作，她是觉得儿子做新东方能养活她 了，就跑到这儿来，给我做饭来了。她一来就带来了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婆媳关系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老妈个性比较强，我老婆个性也蛮强的，两个个性强的女人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结果了，总是有疙疙瘩瘩的感觉产生。第二，就是我老妈原来是农村妇女队队长，特别喜欢干活，一看新东方地没人扫，就来扫地，老太太扫地就扫地吧，但是扫着扫着就变成她倒过来领导新东方的人在干活了，老太太能很自动地就把自己变成了领导人了。后来我发现 我身上拥有一点点我老妈的特征，就是能够通过自己努力干活，把自己变为领导一班人的领导人。因为她觉得是我妈，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干预到新东方的一些事务，最后弄到有一些时候，在新东方里，因为我老妈引起了疙疙瘩瘩的矛盾。但是这个在96年以前不是大矛盾，因为96年那会儿本身就是一个家族，大家一起干。

    但是后来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我95年年底去了美国，到96年我这帮哥们从国外回来了，而且他们是放弃了很重要的职位回来的，比如说王强当时在美国的工资是接近八万美金。当时是汇率是一比八吧，他的这些工资要换成人民币，要六十多万。他们和我喝了两天酒，就稀里糊涂地跟我回来了。 

    陆向谦：这说明你另一个优点，为什么你能把新东方做起来，实际上是因为你很能“忽悠”。

    俞敏洪：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不认为我是一个能忽悠的人。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任何机会能够参加任何学生干部活动，也没有任何机会能在任何公开场合讲过话，而且学习成绩又是全班比较差的。整个大学毕业，我们全班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俞敏洪是一个特别老实，特别喜欢帮人干活，但是挺没出息的人，就是这么一个印象。这个印象留下后，当我跑到国外找到我这些同学时，就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后果，第一，他们突然发现我们班最没出息的那个人，没有出成国，但是在中国居然赚的钱比他们还要多。他们有一个推断，既然连俞敏洪这样没出息的人在中国都能赚到钱，那我们回去还不发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们觉得我是一个挺老实的人，如果我说回去大概能做成功，那么就应该能做成功，因为他们知道我不是那种空口说白话、随便瞎忽悠的人，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没有给别人留下过这个印象。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经过和我分离的这十年，我已经彻底改变了，从一个不会忽悠的，变成了顶级忽悠专家了，但是他们当时没有明白，等他们回来后才发现上当了。回来了他们说，我们办公室在哪里?我说没有。他们说我们的汽车在哪里?我说没有。后来就一人骑一辆破自行车，丁零当啷就开始上班了。当时我和他们说发工资是没戏的，但是我既然做成这么一块，我们回去，新东方还有好多块没有开发，外语培训我当时只开发了一个托福项目，当时还有国内考试，还有GRE项目，还有听说，还有翻译项目等等一 大堆，然后我就给他们描述了一幅伟大的美好蓝图，然后他们就回来了。当时我知道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把他们留下来，我给他们开工资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就说既然咱们是哥们，咱们也没有上下级关系，新东方表面上是我的，现在你们来了就是大家的，那我们就把业务化成板块，实行邓小平的包产到户制度。邓小平怎么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就是给你一块地，你爱种不种，但是没有农民不种的，因为他不种就没有粮食吃了，所以农民就包产到户，粮食一直种到今天都种得很热闹。

    陆向谦：但是你当时的股份并没有说清楚?

    俞敏洪：那是肯定没有说清楚，当时根本也没有股份，我们也没想到以后要一直长期干下去，反正是先捞一笔是一笔。当然我们捞一笔是一笔，不是说要骗学生，我们是指在让学生满意的情况下，该赚的钱要赚。这样我们就开始了一起共同演讲，一起共同筹划新东方，每人自己干的项目也要自己拼命去干。干了以后，把所有的成本付完了，然后剩下的钱我一分钱不要你们的，我要的就是你们能和我天天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最后一起能把新东方做大做好，最后我们回顾这一段时间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确实能感到痛快，这就可以了。从1996年开始到2000年，新东方高速发展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股力量。但是这种结构，大家知道包产到户，小农经济结构放到一个大结构中间大发展的时候，一定会出问题的，但是当时没有出问题。

    陆向谦：当时如果大家写个东西下来，情况会不会好得多?当时你请几个哥们过来，一人拨一块，如果当时写一下，把股份说清楚，会怎么样?

    俞敏洪：那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公司结构和你发展的现状必须是配合的，你的发展还没有到那个点上，你就开始先把最好的组织结构放进去，这个组织结构就变成了把你发展机会扼杀的一个重大的工具；但是当你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组织结构进行提升，也肯定就死定了。所以当时新东方的现状就是，他们回来的时候，新东方其实还是很小的，总收入一年才几百万，那我要是给他们股份的话，所有的职位就必须正规化，谁拿多少工资，谁拿多少奖金，谁来干什么东西，当时做不到这点，而且没法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当时我的目标也没有想到要干到今天这样，我当时的目标其实特别简单，既然不出国了， 想办法多赚点钱，当时目标其实还挺小的，赚到二、三百万的时候就把新东方学校关了，然后出国读书，剩下的钱就到处旅游，还有多余的钱，就生个孩子，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想法，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其实他们回来也就是这个想法，就是想赚点钱，一帮哥们在一起也不容易，大学的友谊搁了快十年了，然后又聚到一起去了，大家都觉得挺开心。这个结构最后导致出了两件事情，好事就是新东方继续发展，从年收入几百万就一下子冲上去了，2000年达到了几千万，总共才五、六年的时 间，这个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虽然不能跟新东方现在几十个亿相比。紧接着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他们一进来就发动了驱赶我老婆运动，就是驱赶我家族成员，这个让我当时感到极其愤怒。我当时想这帮人，我把他们弄回来，他们一回来就要把我老婆弄走。但是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和他们由于业务上的问题吵架，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概念，不管说话说得怎么凶，大家都觉得是哥们的观念，不会出问题；但是我老婆有的时候在边上不冷不热地说一句话，或者我老婆说了一句 话，她觉得很平常，但是他们已经觉得很受侮辱了。因为我是习惯于被侮辱了，我老婆说我的时候是不是侮辱我，我根本听不出来，但是他们不行，所以最后就说，新东方我们想要做长久的话，不能由女人干政。但是我又怕我老婆，我就在想怎么能让她走呢。后来我就和她说，我们新东方将来要做大吧，她说，是啊，这是我们的命根子啊，然后我说，现在咱们两个人的能力，做新东方有点力不从心了吧，她说，倒也是，然后我说，那咱们两个人总得有一个人先出去读书吧，提高能力吧， 我老婆说，那你就先出去吧，我说不行啊，我先出去了，这一帮人在你身边，你哪里受得了啊，不妨我先在这里对付他们一阵子，你先出去读书。我也不知道怎么的，我老婆就真的被我忽悠地在96年底跑到国外去读书去了，她这一去，有去无回， 肯定就不能让她再回来了。开什么玩笑啊，她出去了，再回来，我这儿就没法生存了。所以她就出去读书，读完书，两年了，我们这边改造也完毕了，等到她说我是不是还能回中国去新东方工作，我说我们现在的结构，你再进去不太合适了吧， 我说你先在国外工作两年，学学中西方文化融合的本领，然后她说那就待在美国工作一下，多学习学习。后来过了两年，我看我老婆又有想回来的念头了，我说咱们回国了不能生第二个孩子吧，她说是啊，我就说，那你生完第二个孩子再回去吧， 所以我老婆又给我生了个儿子。 

    陆向谦：那把你老妈弄出去也这么简单吗?

    俞敏洪：老妈没有那么简单啦。因为当时我老妈已经参与了新东方的一些后勤、行政的工作。我老妈说话没有我老婆顾忌那么多，因为毕竟是妈嘛，老太太可以说，老娘是新东方的妈，这个事情可就麻烦了。确实后来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的家族成员在新东方工作，新东方其他的一些管理者，不是我这帮从国外回来的同学，就是原来一些土生土长的管理者，也把自己的家族成员，什么姐姐、妹妹都弄进来了。然后我就发现不对头了，就形成了新东方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小板块， 我就想让他们这些家族成员走，但是我又开不了口，因为这个不公平啊，因为我也有很多家族成员在里面，尽管我可以说， 新东方是我创的，我的家族成员可以呆在这儿，你的家族成员不能呆，也许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做事情的方 式。后来我想，这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这帮哥们回来确实把西方的一些现代化的管理思想和西方人做事的习惯带回来， 这个我当时还不能适应，但是我感觉上是对的，尽管肚子里不舒服；第二，我发现如果这个事情不纠正的话，那么新东方就会形成一个、一个家族的小团体，最后你想整顿就很难了，所以要整顿，肯定就从我这里整顿起，也就是说必须把我的家庭成员先全部清走，这样我才能下一个命令，新东方只要家族相关的成员就不能呆。这个后来是执行了，但是要从我开始做。这段历史比我做新东方的任何一段历史都要艰难，原因是我的家族成员在新东方干的有那么四、五个，除了我姐夫在新东方的书店当经理以外，其他的都是扫地的，都是农民，也就是说他们好不容易在这里找了一份工作，又没有任何话语权，还不能在这儿干。你想，我是农村来的，农村有一大堆的村庄在那儿，他们在我的家乡传，俞敏洪这个人好狠心啊，我好不容易能混碗饭吃，最后还被人家赶回农村去了，没法活了。还有就是我老妈也必须被清除掉，因为她在新东方管一点后勤，也算是重要家族成员，而且关键是我从小就是我老妈一说话，我就会噗通跪下去的，让我清除我老妈比让我登上月亮还要难，我一看我老妈不高兴，我就会发抖的，到今天都是这样的。农村的教育里，孝顺是第一关的，而且我老妈也是比较有个性的。还有就是我老婆的姐夫和姐姐，我老婆出国了，但是姐姐和姐夫还在新东方工作，要清还得要清啊，我和他们沟通，沟通彻底无效，但是后来还是下了狠心，就是彻底清。清完的结果就是我老妈半年不允许我回家吃饭，我老婆半年绝不和我亲热。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个人如果你坚持了，最后还是会有结果的。我可以在我老妈面前跪下去，我可以求着我老婆，低三下四，但是就是亲戚朋友不能再进来，坚决不能和新东方再有任何瓜葛。大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事情做完了，然后新东方的其他管理者一看，俞敏洪真的动真格了，然后新东方下了一个行政命令，任何人的直系亲属，只要是在管理岗位上的， 就不允许在新东方工作，如果发现这个情况，连亲属和管理者本人当天开除。结果，新东方还是真出过这样的情况，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的名字改了一下，又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是他的亲戚朋友，后来被新东方查出 来，当天就全部被开除。如果这一关我当时没过的话，就绝对不会有新东方的今天了，那绝对不可能上市的，开什么玩笑，亲戚朋友在里面，怎么上市啊，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会起到干涉作用。 

    陆向谦：这关过去了，你还有一关呢，你们那帮哥们，股份也不说清，你上市以前这个关系得要弄清楚啊。 

    俞敏洪：这一关的话，当时其实挺怨这帮哥们的，觉得他们太没人情了，他们出去喝了几年洋墨水就装模作样，非要企业正规化，把我的亲戚都赶走，但是后来发现他们还是正确的，所以后来等新东方一步一步走上正轨后，心底里对这帮哥们还是挺充满感激的。关于第二关，他们的眼光更加超前，我的眼光更加落后，新东方有句话，就是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在干，包括到今天，我的这帮哥们已经不在新东方管理层了，新东方管理层有九个人，六个是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人，还有两个是纯粹的外国人，还有就是我，一个从来没有出国留学的人，带着他们干。从2000年开始，新东方结构进一步改造中出现了大问题。 

     陆向谦：我就猜必然出问题，因为股份没有说清楚。 

    俞敏洪：对，但是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把股份说清楚。出现的问题就是，每个人管的一块都做得很好，但是新东方的业务中突然一个新的板块出现了，而且这个板块大家料定做大了肯定能赚钱，但是这个板块给谁做，就没有办法了。说给俞敏洪做，他们就说新东方整个品牌是我们一起创起来的，为什么这个板块给你做，看你赚钱?那么说给王强做，那么凭什么我要给你做呢?给徐小平，那也不行啊。后来大家说总得要有个办法吧，所以那就说，那新的板块我们就股份制吧，旧的先不动，新的板块先股份制。所以新东方就出现了很多股份完全不一致的股份公司，比如图书公司是我挑头搞的，我占了百分之五十的股份，他们再分余下的百分之五十，后来我们搞了电脑培训，王强是工程师出生，所以他挑头搞，他就占了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剩下我们再算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最后这个所有的利益就是相互扭着的，然后每个人还有自己的一块自留地， 在那边拼命地干，最后整个结构就不对，但是大家也很迷茫，也很痛苦。最后他们的一个结论就是，俞敏洪这个人没有领导 才能，才会导致我们今天产生这样的结果。当时因为我们不懂，于是就请了外面的咨询公司，他们说你们这样不行的，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统统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大的股份公司，这样最后你们就变成了一个大型机构了。后来我想这样也对，这样我 们就必须把原来我们每个人各占一块的东西合起来，再把那些小的股份公司重组股份，全部揉在一起。那么怎么揉呢，首先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人分多少股份的问题，我们关起门来讨论了两天，后来就有了一个结果，当时新东方原始股东，就是最初参与创业的总共有十一个人，十一个人之间就分配完了，我当然还算是占了比较大的股份。但是咨询公司说俞敏洪，你至少要占百分之五十五，否则的话，这帮小股东如果哪天和你不开心了，一生气就把你推翻掉了，因为他们占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一表决就把你推翻掉了。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觉得挺有眼光的，我说如果我管新东方，要通过我的 股份控制权来管的话，那我就不要新东方了，我要管新东方，要把它做大，一定是通过我的影响力和我必不可少的地位才能管好它。 

    陆向谦：你从大学很不自信一直到后来能管新东方，有一个时间突然感觉到你有了自信了? 

    俞敏洪：对，我在北大的时候是极其没自信的，后来在北大当老师当了六年，开始产生了自信，但这个自信是不完整 的。因为我在北大的时候，我没想到自己能当老师，当了两年老师后，我发现我的讲课挺受学生欢迎，学生的眼神给了我自信。然后我做新东方的时候也是没有自信的，只不过因为是我一个人自己糊弄，所以也不需要有人参照。我从1991年开始 在别的培训机构上课，到96年我那帮哥们回来时，新东方已经做得挺好的了，那个时候对做事情又产生了自信，但是这个自信被这帮人一回来就彻底被打掉了，因为我做任何东西他们都骂我，完了他们实在没有理由骂我了，他们就说你是个农民。他们确实在国外呆了八年、五年的，我连国外的影子都没有看见过，除了到美国去了二十天把他们请回来以外。像我们这一代人，从来没有喝过洋墨水，当你遇到那些在国外留学的拿着博士头衔回来，你会害怕的，因为觉得他们满肚子装的东西都比你厉害，要高深地多。但是后来慢慢知道了，实际上人的智慧和经验是分成两方面的，一个是实践智慧，一个是理论智慧，我是实践智慧多过理论智慧，而且我又是很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的。 

    陆向谦：中国话叫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你是土鳖，又对中国市场那么了解。 

    俞敏洪：对，我是对中国市场很有感觉，但确实是比较落后的，因为我没有学过任何理论知识。比如说我刚刚说到新东方要改革，要股份化，即使这帮国外回来的，他们也不是很懂的，因为他们在国外是学文学或者社会学的，根本也没学过什么公司结构。我们这帮人在一起讨论半天，居然连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都分不清楚，然后还要组建股份公司，你能想象，这是个什么概念吗?成立了股份公司，然后我们发现股份是分完了，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你既然成立了公司，公司要发展，而且当时我们有咨询公司说你们好好做，讲不定新东方将来能够上市，尽管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市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都知道上市就发了，这是必然的。公司的股份分了以后，公司要有利润吧，但是大家想一下，新东方前面的结构是包产到户，只要把所有成本费用付清后，利润是可以全部拿走的，新东方账户上是没有存款的，那现在每个人就不能拿走钱了。那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他们突然发现没收入了。原来我干了一年以后我能拿三十万、五十万，怎么我现在干了一年只能拿十万了，股份制不是为了发财的吗，怎么变穷了呢?另外，大家会发现原来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己说了算，现在不行了，因为有公司结构了。原来有钱了就能拿回家，现在不能拿了，还说话不能算数了。还有原来我们这帮哥们是没有上下级关系的，他们一直有个感觉，就是俞敏洪是他们的下级，因为他们在大学的时候是我的班长、团支部书记，所以很必然的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一旦公司化后，我就是董事长了，而且兼总裁，他们说不管你怎么没出息，你都是新东方的创始人，这个是不会变的。但是后面还有问题，因为知识分子都要面子的，原来都是不分的，现在开始就不一样了，副总裁，常务副总裁，第一副总裁，第二副总裁，为了这个谁当什么，就没办法，吵了一天一夜，最后是抽签的。到了工资这边肯定也有区别啦，总裁的工资总得要比副总裁高吧，第一副总裁总得要比第二副总裁高吧，那么凭什么你的工资要比我高，高一块钱都不行。新东方很有意思，本来大家都是骑自行车，丁零当啷上班，大家还都挺高兴的，因为骑自行车的时候是为自己干。新东方股份公司的第二天就进了十一辆小轿车，一人一辆，然后大家反而不干活了，不知道到哪里去干活，也不知道干了活以后钱到谁的口袋里去了，虽然大家手里拿着股份，但是股份不等于是钱啊，这样下去不行。后来大家想来想去，觉得不对，尽管股份是改造了，但是好像是上了俞敏洪的当了，俞敏洪表面在推动改革，但实际上是用股份把我们架空了，为了把钱留在自己口袋里。 

    陆向谦：从管理角度来说，你们原来是没制度的，所以要这样做是极其难的。这样你们管内控的人会到处得罪人，到处挨骂的。 

    俞敏洪：新东方那个时候也有管财务的，虽然没有现在的那么现代化了，这个财务人员肯定是当初我招进来的。然后其他人说，这个不行，谁知道俞敏洪背后拿走了多少钱，所以要换财务人员，那么就换了。然后又说总觉得俞敏洪当董事长和总裁对新东方起不到推动作用，因为他的观念确实太落后了，然后他们说咱们让俞敏洪下来吧，开董事会讨论要不要我下来，我说可以啊，所以我从董事长的位置上下来了，然后又从总裁的位置上下来了，后来连北京新东方学校的校长也不让我当了，最后我就变成了北京新东方学校下面一个国外考试部主任兼国外考试部老师，每天背着书包去给学生上课，他们开总裁办公会，我进不去，我没有那个职位进不去，他们开校长办公会，我也进不去，他们开董事会，我更进不去。 

    陆向谦：你当时有多少股份? 

    俞敏洪：当时股份还是挺多的，占了百分之四十五的股份。 

    陆向谦：你就没有想到行使股东的权利来做点事情? 

    俞敏洪：坦率地说，我就不想用这个权利。我当时有个比较清晰的思路，我发现我们在上面吵归吵，谁都没有去碰新东方业务这块的发展，就是说全体新东方的员工、老师不知道我们在上面吵成这个样子，完全不知道。最没信心的时候，大家都说不想干了，当时公司虽然股份化了，但是这个股份也不值钱。当时新东方的净资产也有了好几千万，就是我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1991开始干的，到了2001年整整十年的时间，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我说我这么多年都没往家里拿什么钱， 现在也公司化了，资产都是大家的，那大家按净资产的钱给点我总可以吧。大家一协商说，老俞，你看我们刚从国外回来几 年，尽管从新东方赚了点钱，但是肯定不够给你这么多钱，所以股份给我们是要的，要我们出钱是没有的。我也想这个也对，这帮哥们从国外回来没几年，确实没钱，你非要他们的钱，那不是要弄得团队散架了吗?而且我还变成了高老头的形 象，非要钱，大家才能在一起干。然后我说，那好吧，那咱们就看着未来吧，那咱们的股份都全免费了。新东方的股份很有意思，从免费，然后到了一块钱，到第三年是两块钱人民币，等到新东方上市前，我们内部发股也才就一股两块钱的价格， 新东方一上市变成一股十五美元。后来我说如果大家真的没信心的，要不我把我的股份全都送给你们，你们自己去平均分配后你们去干，我自己就不在新东方干了，因为咱们这样闹也不是个事儿。后来他们就去商量去了，后来就说俞敏洪你这个股份我们不能接，因为我们接完了，还是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说要不就这样，你们就把股份还给我，我来干行不行，当然他们还给我也不可能，那我说，我把你们股份买回来，当时价钱开到了每百分之一股份是一百万人民币。当时其实我没有那么多钱，但我周围有很多朋友，他们说如果你真的买回来的话，我们就借你钱吧，结果我就定了一个时间，我说，到第二天晚上五点钟以前，还是愿意把股份卖回来的，那么就卖回来吧。 

    陆向谦：这是哪年的事情呢? 

    俞敏洪：这应该是在20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很有意思，到了第二天晚上，没有一个人把股份送回来的，那我就说，好，我们现在就算对股份做了一个定价，大家以后应该有信心，从今天开始，任何时候往后走，只要你不想在新东方呆了，砸锅卖铁，你的每百分之一至少值一百万人民币。既然知道有这个估值在这儿，我们其实当时是瞎估的，那我们就有点耐心地看看这个结构怎么调整，让我从董事会下来，我就下来，让我从总裁位置下来，我也下来，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新东方弄好行不行，我们这帮哥们在一起做事也不容易。真的，后来我们这一帮人还真的是做得挺不错的，反正也吵架，也争论，但慢慢地确实就有了融合。到了2004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的整改基本上结束了。从2002年到2004年，新东方的总裁和董事长都是别人在当，他们就轮流当，轮流坐庄，一个人上去做了几个月后发现，这个位置不是人坐的，然后就换一个，换一个上去坐了几个月，又发现不是人坐的。到了2004年底的时候，他们终于又回过来说，我们董事长和总裁都当过了，但是发现其实也没什么意思，那还是你回来当吧，后来我就回来了，我说回来可以，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规矩了。因为我非常尊敬我这些朋友，我也特别怕他们，因为他们一讲话就滔滔不绝，而且还老是引用西方思想，让我显得自己特别自卑。所以最后我就说，我们也不容易，闹了这么久，也没有闹散掉，让我上来也可以，但是有个条件，因为新东方要稳定，所以有个要求，两年之内不要再让我下了，好不好?否则的话，弄了半天又下来了，新东方就老是在结构改造的漩涡里打转了。 

    陆向谦：其实你要说，以后要让我下来，就必须要股东大会通过，你有百分之四十五的股份，你还买回来点。 

     俞敏洪：新东方有个特点，从来都不是用股份投票的。

     陆向谦：那你现在是上市公司了，也这样吗? 

    俞敏洪：现在上市公司了，很少动用股份，而且我现在在那里占的股份比较少了。上市公司要动用到股东大会表决管理 层的话，那么这个管理层基本上也就完蛋了。股东大会是选举董事会成员，董事会再任命我。我现在其实从创始人比较彻底地变为了一个职业经理人，是为新东方打工的，尽管还有新东方的股份，但是新东方的流通股已经占到了百分之八十，这就意味着百分之八十的股份就全掌握在全世界各族人民的手中。 

    陆向谦：我今天还查了一下，这个股票特别抗跌。新东方从有经济危机以来，一直排在全世界前十位抗跌股票之中，一直到今天，特别稳定。

    俞敏洪：当然这和我们的努力有关，因为新东方的每个人都能讲英文，每个投资人打电话过来，我们都能哇啦哇啦和他讲一通，本来想卖股票的，听我们一说就晕了。 

    陆向谦：你们光说英文还不行，关键是你们有现金。 

    俞敏洪：新东方的好处在于我们都是学生先付学费再来上课的，我们账上就不会出现现金流断裂的现象，也就不会出现倒闭现象，有这么个基础在这儿，股东们会觉得很踏实。而且他们还发现我身体还比较健康，所以他们也比较放心。这个特别重要，一个老总的身体如果出问题了，股票价格常常会掉一倍。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后来新东方改造就算结束了。因为结构完整了，尽管大家前几年拿到的钱不如个体户的时候干得多，但是外面来的人对新东方的定价表明这是有价值的。当时我们想我们这帮内部的人什么都不懂，应该吸引点外面懂行的人来，我们说把股份出让一部分，把外面懂行的、干过企业的人弄进来。我们后来在2002年的时候找到了一家养猪上市公司，这个老总还挺懂企业经营的，从一头猪养到了六十万头猪，我想这个挺符合新东方的嘛，从一个学生到六十万个学生。当时我们新东方开的价格很低的，我们当时内部开会定价是百分之一的股份是一百万人民币，那总价就是一千万人民币。当时我们还想给外面人要加点价，我们的公司就开到一千六百万，给他百分之十。那个哥们还挺高兴，说新东方名声很大，一千六百万的百分之十，我干了，拎着现金就过来了。他过来以后说，这个钱给你们之前我要参加你们董事会，看看你们董事会怎么议事决策的，结果我们董事会一开会从早上八点开到晚上十二点半，讲的只有两个议题，黑格尔和尼采是怎么回事。这个养猪的一听就听懵了，说新东方的董事会怎么是这么开的，这样把钱给你们了，钱还不是泡汤啦，结果拎着钱又跑掉了。后来到了2003年，有一个个人投资者，又听说新东方要融资，而且我们当时还涨价了，我们说我们不能这么便宜了， 我们百分之十的股份要两千五百万人民币了。对方说两千五百万人民币没有问题啊，也是来开了一个董事会，那个家伙倒是懂黑格尔和尼采，然后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讲亚里士多德。他说你们这个不是一回事啊，商业经营怎么和文学、感情纠葛、弗洛伊德、潜意识混在一起谈呢?因为他们在用潜意识分析俞敏洪这个人本身就是多么的不善良之类的，把这个个人投资者最 后听毛了，最后就又跑掉了。

    陆向谦：你跟大家说说新东方现在值多少钱吧。

    俞敏洪：现在是一百亿人民币，这个是市场价格，就是那种一天就会掉几亿的那种价格。市场价格要换成现金才能算钱，不换成现金的话，起起落落，每涨一块钱，新东方就多出了好几亿了。新东方肯定有倒的时候，当然我也希望新东方能成为百年老店，但是他总有被股东们抛弃的那一天，总有一天新东方的收入和利润会下降，也会有业绩不涨的时候。资本是这么一群人，只要看到有钱赚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必然过来，看到没钱赚的时候，当天就能把你抛弃。他们的身体中是没有眼泪的，只有在他们亏钱的时候，他们才会难过。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新东方是在为自己而做，我们要为自己鼓掌，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努力背后的辛酸，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次努力的背后留下了让自己感动的日子，这就可以了。现在我想谈谈融资的问题，到了第三年，我们新东方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刚刚说了我们前面两次融资都泡汤 了，我们都觉得外面的人怎么都不懂我们这帮这么崇高的人呢?到了第三年又来了一帮人，一个中国证券公司的一帮人，我们又涨价了，我们说百分之十要一个亿人民币，对方居然就扔进来了。他们说新东方要上市，我说好啊。他们说新东方最佳上市方式就是买壳上市，我说也好啊，但是我得要搞懂什么是买壳上市。他们说买壳上市就是把你的公司扔到一个很糟糕的上市公司里去，清理原来的公司，你就变成上市公司了。那我说上市公司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上市公司你能赚钱啊。我说那买壳上市后，我这公司的股份到了这个壳公司里面去，我这个股份能卖吗?他们说不能卖，因为中国有法人股，法人股是不能卖的。那我说我一分钱都拿不回来，他们说那可以增发，只要增发了就可以拿钱，那我说增发在中国批起来容易吗?他们说可以批啊，要排队排两三年。那我说如果这样我就赚不到钱了，而且我听说很多壳公司都很烂的，你进去以后就出不来的，买壳上市的最大风险就是这个壳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后来我就问他们，你们给了我一个亿，你们占了新东方百分之十的股份，买壳上市后这个股份可能还要降低，你们用什么赚钱啊?他们说我们就是出于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热爱，帮你一把。我一听这话不对头啊，后来我就去打听，发现这个壳公司在二级市场的股票已经全部被他们买完了。二级市场就是指壳公司在外面流通的股票，如果单价是一块钱的话，他就把在外面流通的几千万股都买回来了，如果把一个好的优质公司往壳里面一装，那个股价就可能一下子变成十块钱一股了，甚至是二十块钱一股了，然后他们在二级市场把这个股票一松手，十倍的钱就赚回去了。他们给新东方一个亿，他们在外面可能能赚十个亿，甚至二十个亿，

    我研究到这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新东方绝不买壳上市，要上的话，你们耐心点，我们慢慢捉摸怎么在中国或者美国上市。但是到了年底以后，这个公司就不行了，这个钱要拿回去了，他们就只给自己一年的时间，他们这个公司本身实际上也没钱，他们向银行贷款了一个亿来给了新东方，到年底这个贷款期限到了。他们大概看我好忽悠，想忽悠我。这个我倒是想和大家分享，我有一个重要的个性，为什么新东方能做到今天，就是我不管被别人怎么忽悠，我有一点是坚持住的，就是说如果我到最终没有彻底搞懂，我是不敢迈开步伐的，否则新东方都死了好多好多回了。然后他们说如果你不想买壳上市，我们的钱就要拿回去了，按照合同是不允许拿回去的，因为都已经变成新东方的钱了。然后他们说，俞老师，你看你也是个好人，既然你不想买壳上市，就还给我们吧，按照我们当时的合同说，如果要退的话，要扣一千五百万的，他们说俞老师，能不能不扣，我说，算了，我也不缺你们这个钱，你们就都拿走吧。拿走了过了一个礼拜， 他们老总又给我打电话说，俞老师，你看那个利息能不能也给我们?后来我又把利息也打给他们了。后来我发现新东方真的是做了件好事，紧接着第二年的三月份，那个公司的第一到第五把手就全进监狱了，因为那个公司实际上是诈骗公司。这个事情吓出了我一身冷汗，检察院跑到新东方来调查，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账本上拥有新东方的股份，问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资料给他们看，说这个事情早就了断，这才救了新东方一命。 

    陆向谦：这是哪一年? 

    俞敏洪：这是在2004年。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敢接受中国人的钱了。我2004年的十月份重新回到新东方，当了新东方的总裁。 

    陆向谦：你是说外国人就没有骗人的? 

    俞敏洪：当然，外国人也有骗人的，但是我们要做的话，至少要找国际资本进来，要找有名声的公司做这个事情。后来新东方进来的一个国际资本，叫老虎基金，为什么我们让他进来，是因为这个老虎基金在中国的负责人是我在北大的学生， 而且是个女的，我这个人一碰到女的，就一点辙也没有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她是自己的学生，她能把自己知根知底的东西告诉你，她也对我非常信任，因为她从当学生开始，一直到她后来出国，上托福、GRE班都是我教的。她说我对新东方不了解，但是对你很了解，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如果你真想让我们进的话，我们连审计都不做了，你说新东方百分之十值多少钱，我们就给多少钱。当然我也不能开天价，所以当时开了三千万美金，结果三千万美金，第二个星期就打到新东方账户了，新东方从此就进入了国际化资本的运作过程。我们是先进钱，后审计，审计完了他们说，俞敏洪其实你开的价蛮高的。后来新东方上市后，他们多赚了三亿多美金。这个就是新东方总体的融资故事。从新东方上市后，我也没怎么仔细看过股价。我认为那个股价和我是没有关系的，除非哪天我想卖自己的股票了。因为股价掉到一块钱，到最后又涨到一百块钱，只要我的股票一股不卖的话，对我是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的，所以每天去关注股价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

    观众提问：俞老师，我想问一个有关创业的问题，您创业初期开始，没有涉及到股份的问题，您刚开始也说了，新东方 分了四个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才正儿八经说到股份的问题，结果弄得比较混乱。对我们这些现在想创业的人来说，一开始请哥们，或请同学，我们是创业一开始把这个定下来，还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再把这个事情说明白比较好?

    俞敏洪：我觉得像现在的创业家，还是一开始定下来比较好，因为现在的规矩也比较明确。 

    观众提问：一般创业的话，几个核心人员的比例是怎么商量，工作分配怎么商量? 

    俞敏洪：这个各不相同，这个我没法和你说做后勤应该拿百分之三十，做培训应该拿百分之四十，因为每一个人在公司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想一开始就分配股份，我看到有不少大学生一起创业，两个人的就是各拿百分之五十的股份，三个人的就是各拿百分之三十三的股份，这样最后散伙的比较多。一开始大家会拼命干的，后来到了第二年，就出问题了，拼命干的那个人还是百分之三十，那两个不怎么干的照样拿百分之三十，拼命干的如果有了利润，他分红也只能分了三分之一，那两个不干活的也分了三分之一。那个拼命干的有才华的人，最后就会产生心态不平衡了，凭什么我为你们两个赚钱啊?

    观众提问：俞老师，您说的这点非常正确。现在很多创业型公司就是因为一开始分配股份，最后就分伙了。史玉柱也说过，现在的初创企业最好不要分股份，但是要发工资。 

    俞敏洪：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三个人一起干的时候，创业基本上是没钱的，或者钱很少的，你怎么发工资给他们呢? 当时新东方回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当时采取的是合伙制，你在这里用力气干，干到什么份上了就是你的，如果你不干了，你就没有了。 

    观众提问：但是你没有和他说你能拿多少，你是拿钱还是拿股份，你没有给他规定好，你怎么把他忽悠过来的呢?

    俞敏洪：因为我当时是有板块的嘛，你的情况是一个公司几个人共同做一件事情。我和你是两个概念，我当时刚好新东方有不同的板块，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 

    陆向谦：俞老师最开始学的是包产到户。 

    俞敏洪：但是他们现在这样做很难，因为他们是做同一件事情，又是几个人共同做，这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大家一起做好了，一起分股份。但是做着做着就会发现，我的能力比你强，你的能力比我差，大部分事情都是我做的，但是我拿的股份是和你一样多的，这样最后就散伙了，这种情况特别多。

    观众提问：新东方在美国资本市场圈了一大笔钱我也很为您高兴，想问问您在公司这一块准备怎么花这个钱? 

    俞敏洪：我们公司美国上市后是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要准备做一些收购工作，因为股东也说了，新东方上市三年 了，你们的钱还没有花，或者没有花太多，你们打算怎么办?如果不想花就还给我们。我想好不容易从美国投资者手里拿点钱，他们还想拿回去，一点戏也没有。所以我无论如何也给他花掉，但是你也不能瞎花，因为公司的每笔花费都记录在公司的成本和费用里，所以新东方的第一步是要把中国的一些优质的资源收购到新东方里面去，主要是民间力量的教育资源，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好的目标。第二步是改善新东方内部的业务生态系统，新东方一些新的业务项目的组建和发展，比如新东方 现在已经组建了幼儿园了，在北京的第一家幼儿园开得非常地漂亮，非常地好。同时还有新东方管理系统的升级，在两年前，要想查一个新东方数据，没有一个礼拜，那个数据出不来，现在新东方任何方面的一个数据，我在网上都能查到。新东方内部的管理系统非常强大，比如说两年前我很担心新东方干部的贪污问题，万一有人拿了钱，你是不知道的，现在新东方的管理干部包括行政、后勤的干部，想要把钱揣在自己口袋里会非常非常难。我当时选择去美国上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严格的合规，这也是很多公司不愿意去美国上市的原因。就是安然事件后，美国有一个法案是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它对企业内部控制有严格规矩，很多企业达不到那个规矩，这样就会出事，如果出事的话，你的公司就可能会被摘牌，或者把你的老总抓进去都有可能。当时我恰恰是弄懂了这个法案后，决定新东方要去美国去上市，因为我发现这个法案虽然每年要耗掉新东方一些钱，但是很值得。 

    陆向谦：可以透露一下花了多少钱吗? 

    俞敏洪：我们第一年在合规方面花了一千五百万人民币，2008年大概花了九百多万人民币。我们当时的规矩就是，我们做这个系统不是为了应付美国这个法案的检查，不是说美国人一来，我们就给他们看这个系统，美国人一走，我们这个系统就不要了。我和他们说，要做就把这个系统变为新东方日常管理系统之一，把新东方内部控制系统和这个系统全面合并。这样一来我们第二年合规成本就省钱了，明年还会更省钱的。新东方大多都是现金，现金控制是很难的，而这个法案就是要控制你每一分钱的流向。 

    陆向谦：做这个业务你得要雇几个老外在这里帮你做吧? 

    俞敏洪：老外和中国人都有，因为老外不懂新东方的业务。我们的财务总监有着很好的学习背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 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伯克利大学的法学博士，他很懂这些东西，水平很高。我发现发展到一定程度，你不懂的东西， 你就不能再假装你很懂了，比如到美国去上市我就不懂，当然他们会告诉我整个过程是什么，但是即使你知道整个过程，具体的操作你还是不懂，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新东方需要一个重头人物，后来找了好几个月，终于找到这么个人，他来到新东方以后，把新东方的上市工作推动得很好。新东方现在企业发展副总是个犹太人，是宾夕法尼亚本科毕业，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新东方的工作环境基本上是英文，因为高管里有一半是老外。美国的合规在我们这里执行得比较到位，就是因为我们用了顶级管理的人才。现在我坐在这里讲话，就不用担心新东方的钱流失掉，不用担心新东方管理上没有效率，也不用担心新东方的利润和收入的计算不正确，因为上市公司，你知道，利润和收入计算一不正确就会出现大问题。我的数学能力，大家想想，我进北大那年，高考数学考了14分，但是我们是学外语的，数学不计入总分，可见我的数学头脑是多么的差，我看见数据就会发懵的，但是现在新东方的这个报告一出来，几万个数据从我面前经过，我居然还能比财务经理更快地挑出哪个数据可能是错的。所以这是一个锻炼，人的能力是能成长的，我在北大整整走过了这么多年，北大走过那么多女孩子，居然没有一个女孩子爱上过我，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状态。到现在为止大家可以看到，我做新东方，又上市了，其中那么多复杂的东西我都能处理，这说明人的能力是有很多成长空间的，任何人都有的。我始终是这么一个信念，人最重要的是记住往前走，只要你敢于往前走，每一天走一步，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步，你总有一天回头一看，会发现很多走在你前面的人， 因为停下来休息了，就发现你走到他们前面去了。